大连市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规定

上一篇: 城市公厕管理办法
下一篇: 关于废止《交通部专用长途电话使用暂行办法》《电话交换处理》《传真迹电报使用暂行办法》和《电话交换处理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



　　《安徽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1月5日省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安徽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根据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科研、销售、购买、运输、爆破作业和储存以及硝酸铵的销售、购买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做好民用爆炸物品的有关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监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的有关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责任人，对本单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单位是治安保卫工作的重点单位，应当依法设置治安保卫机构或者配备治安保卫人员，设置技术防范设施，防止民用爆炸物品丢失、被盗、被抢。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制订安全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第六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完善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对民用爆炸物品实行标识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和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如实将本单位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储存、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和流向信息，按规定时限输入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

第七条 鼓励采用现场混装炸药新技术，限制、淘汰落后的民用爆炸产品和生产技术，推行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配送、爆破作业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支持民用爆炸物品行业的技术创新。

第八条 申请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企业，应当具备《条例》规定的生产、经营条件，并提交能证明符合条件的材料。

申请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的企业，应当向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国家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主管部门按程序对审查符合条件的，核发《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标注安全生产许可；申请从事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的企业，应当向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主管部门负责对其审查，符合条件的，核发《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第九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因调整生产能力及品种进行改建、扩建、异地建设的，或者采用现场混装作业方式进行生产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申请办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的销售品种、储存能力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当在变更前30日内向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办理变更手续；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后，方可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销售企业应当在办理工商登记后3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的名称、法定代表人、登记类型、住所发生变更的，经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主管部门出具意见后，报国家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主管部门办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变更手续。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的名称、法定代表人、登记类型、住所发生变更的，报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主管部门办理《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变更手续。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的名称、法定代表人、登记类型、住所发生变更的，办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变更手续后，方可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二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建设项目的设计应当由具有民爆器材甲级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销售企业仓储设施建设项目的设计应当由具有民爆器材乙级以上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 试验或者试制民用爆炸物品，必须在专门场地或者专门的试验室进行。严禁在生产车间或者仓库内试验或者试制民用爆炸物品。

第十四条 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单位购买民用爆炸物品，应当向爆破作业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出购买申请，办理《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

《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应当载明许可购买的品种、数量、购买单位以及许可的有效期限。

第十五条 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业，应当自民用爆炸物品买卖成交之日起3日内，将销售的品种、数量和购买单位报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主管部门和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购买民用爆炸物品的单位，应当自民用爆炸物品买卖成交之日起3日内，将购买的品种、数量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六条 运输民用爆炸物品，收货单位应当向运达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并提交《条例》规定的相关材料。

运输民用爆炸物品应当携带《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严格按许可的品种、数量及规定路线运输。

经由道路运输民用爆炸物品的，应当遵守《条例》的相关规定。

第十七条 运输民用爆炸物品的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专用车辆安全技术标准和安全防范的要求，禁止用非专用车辆运输民用爆炸物品。

第十八条 禁止携带民用爆炸物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进入公共场所。

禁止邮寄民用爆炸物品，禁止在托运的货物、行李、包裹、邮件中夹带民用爆炸物品。

第十九条 申请从事爆破作业的单位，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持《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后，方可从事营业性爆破作业活动。

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爆破作业人员、安全管理人员、仓库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爆破作业人员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考核合格、取得《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爆破作业。

第二十条 爆破作业单位应当按照公安机关核发的爆破作业资质等级承接爆破作业项目。爆破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公安机关核发的爆破作业资格等级从事爆破作业。

爆破作业单位在异地从事爆破作业的，应当事先将爆破作业项目的有关情况向爆破作业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报告。

爆破作业单位与爆破设计单位联合承担爆破工程的，双方应当签订合同，明确各自责任。

第二十一条 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如实记载领取、发放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编号以及领取、发放人员姓名。领取民用爆炸物品的数量不得超过当班用量。作业后剩余的民用爆炸物品必须当班清退回库。

爆破作业单位、民用爆炸物品配送单位应当将领取、发放民用爆炸物品的原始记录保存2年备查。

第二十二条 民用爆炸物品的专用仓库以及爆破作业现场临时存放点，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条件和要求。

申请爆破作业的单位租赁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的，应当明确双方的安全管理责任。申请爆破作业的单位应当自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将租赁协议报专用仓库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第二十三条 实施爆破作业，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在安全距离以外设置警示标志并安排警戒人员，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爆破作业结束后应当及时检查、排除未引爆的民用爆炸物品。

第二十四条　在城市、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附近实施爆破作业的，应当向爆破作业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出申请，提交《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和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估企业出具的爆破设计、施工方案评估报告。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作出批准的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实施前款规定的爆破作业，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监理企业进行监理，由爆破作业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安全警戒。

第二十五条 在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区、试验场、销毁场和专用仓库外部国家规定的安全防护区内，不得建设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因国家和地方重点工程建设等原因确须在安全防护区内建设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区、试验场、销毁场和专用仓库应当迁建，迁建费用由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六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主管部门对取得许可证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实行定期安全检查制度。发现生产、销售企业不具备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经验收合格，方可恢复生产、销售活动。

第二十七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公安、安全监管、工商和交通等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督管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不依法办理行政许可的；

（二）不依法履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

（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二十八条 阻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督管理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为的处罚，《条例》已作出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论经济法价值中的公平与和谐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包括对经济法的必然性（即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消亡）、实然性（即经济法的本质）及应然性（即经济法的价值）的研究。中国的经济法学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法律价值研究的滞后，人们对经济法的研究步入注释法学的误区，动辄为某一部门法是否归属于经济法而大动干戈，而对经济法的目的、功能、价值追求等应然性表现的十分冷漠和浅薄。这种对经济法价值认识的模糊状态不可能不影响或波及经济法自身体系的构筑。
那么，经济法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学者们见仁见智。效率说认为经济法应以社会本位为其原则，将个体的个别行为放在整个经济运行和效率中考察和评价，从保证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总体利益和效益需要去分配权利义务，构筑行为模式，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就是实现对社会经济运行总体利益和效益的保护[1]。公平说认为经济法应以社会公平作为其主导价值，社会公平应涵盖的内容包括竞争公平、分配公平以及根据不同主体具体情况对权利义务作体现差别的分配[2]。毫无疑问，每一理智的交易主体在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中，都不可能不考虑效率。但是，交易主体进行交易以及国家机关干预经济的价值取向并不能等同于规范这些行为的法律的价值取向。在法律领域，普通的效率取向应视为法律规制的原因，而不能视为法律规制的目的。对经济合理性的追求必须考虑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社会信仰等各方面的承受力及它们之间的和谐度，而不能单纯以经济的合理性即效率作为其主导价值。社会公平包括诸多方面，但并不是每一种公平都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如分配公平。更何况在经济法的诸多价值中，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经济法的价值是有不同侧重的。认为社会公平是经济法的唯一价值追求不免有失偏颇。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应分为主导价值和终极价值两个层次，从整个社会发展情况看，经济和谐是主体对经济法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也是人类的终极价值目标，而经济公平是主导价值目标，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前提。
一、 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经济公平
（一） 作为经济法价值的经济公平的含义
公平是一个含义颇多、使用含混的哲学范畴，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不同的领悟和阐释。作为经济法价值的公平不同于一般社会学或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它应该是制度、规则和习惯的公正、合理和有效。它的核心内容应包括：第一，产权是否充分明晰界定，每个人的财产占有关系是否平等；第二，资源配置机制是否有效，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信息机制和决策机制是否均衡、公正、有效；第三，由伦理、道德、文化模式形成的习惯是否有助于提高效率。
作为经济法价值的公平应从两个层面上理解和把握。首先，经济公平指的是机会均等和规则公正。从这一点讲，公平和效率不是一对矛盾，而是公平决定效率，效率是公平的必然结果。因为公平的规则和合理的制度，可以使人们形成有效的预期，增加或减少各种投入，降低生产成本，带来规模效益。其次，从更深的层次讲，公平指收入分配公正。这是对收入分配的尺度标准而言的，即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投入生产要素多者不能获得较多利润，投入少者反倒获得较多利润，那么，劳动、技术、资本、土地就不可能被更多地投入，社会资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地配置。
（二）、经济公平价值产生的经济基础
经济法价值的内容是由价值主体的主观需要与客体的功能属性相互作用而决定的。对经济法价值内容的理论抽象应当从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中去寻找。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来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3]。国家之所以不能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在于自由竞争的任意发展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市场的失灵使市场机制失去了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而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比如垄断的出现使公平的竞争机制遭到破坏，不仅使个别厂商从消费者那里攫取更多利润，而且使实力过于悬殊的厂商之间无法平等竞争，价值规律失去作用。又比如说，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独占性，使得以追求利润极大化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不愿去生产，从而导致公共物品的极度缺乏，公共物品的缺乏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当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导致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惨遭破坏，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时候，国家必然要出面干预经济。为了用法律的方式控制国家的不当干预，经济法便产生了，很显然，经济法就是以追求经济公平为主导价值而出现的。
（三）、经济公平理念在经济法中的显现
公平理念集中体现在各个国家的市场规制法中，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了调动市场主体行为的自由性，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美国形成了包括财产法、合同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法等一系列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1914年的《克莱顿法》以实质性条款第2、3、7、8条分别规定了四种非法的旨在减少竞争的限制性商业行为、价格歧视、独家交易、合并和连锁董事会。1975年的《平等信贷机会法》禁止以性别、婚姻状况、种族、宗教、国籍、年龄原因为借口否决消费者的信贷申请。德国早在1909年就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34年针对市场竞争中减价、折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又制订颁布了《减价法》。1967年德国针对卡特尔体制回避竞争、谋求垄断的状况，制订了《卡特尔法》，其主要目标是阻止和消除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持正常的市场秩序[4]。1993年9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我国的反暴利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得税法等，也自始至终贯穿着公平的理念。
二、 经济法的终极价值—经济和谐
（一）、作为经济法价值的经济和谐的含义及其产生的经济基础
和谐指在多样联系的系统中形成的整体协调。和谐不仅指整齐一律与平衡对称，更重要的还在于差异中见出协调，在不齐中见出整齐；整体上给人匀称一致、和顺适宜的感觉。所以，和谐不同于秩序。马克思主义认为，秩序是一种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秩序意味着稳定与均衡，而和谐意味着在自身规律支配下不断趋向的理想状态。和谐可导致秩序，但秩序未必和谐。在封建社会残酷的高压政策下，社会秩序极其稳定，但经济关系、人际关系却极不和谐。
和谐一词用于描述市场运行起源于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经济自由主义最初产生于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斗争中，一些崇尚自然法的思想家和经济学者们，大力提倡自由放任主义。他们认为只有受自然法支配的自然秩序才是符合人类幸福的和谐秩序，而违反自然秩序的强制，必然会破坏社会和谐，并于人类有害。同样，在经济生活中，经济内部也存在着一种自动调节的机制，只有放任个人追求其利益，听任其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投放、自由转移，国家不加以任何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就会达到协调、均衡。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和谐论将市场主体行为的理性绝对化显然是错误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后来，以奥地利经济学家F•A•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经济自由并不就是绝对放任，而是尽可能利用竞争力量协调人类经济行为，他主张自由竞争与国家有限的干预相结合，以达到和谐[5]。可见，哈耶克也承认了经济和谐是两只手共同作用下的理想状态。因此，笔者认为，作为经济法价值追求的和谐是动态的、相对的，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国家针对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干预，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障碍，最终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和谐是市场和国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社会效率最大化是和谐的必然结果，也是评价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准。没有和谐的效率，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效率。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它必须以追求经济的和谐发展作为终极价值，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最终谋求社会效率最大化。相反，如果舍弃市场经济规律，一味追求效率，人为破坏市场规则，其结果只能是降低效率，甚至无效率，从而导致经济的崩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其实就是社会对个体效率的盲目倡导所导致的竞争的无序、收入分配的不公、公共产品的匮乏、基础产业的薄弱、生态环境的恶化、产业结构的失调等经济不和谐的必然产物。因此，经济法的终极价值追求只能是经济和谐。
（二）、经济和谐理念在经济法中的显现
和谐的价值目标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参照系，国家如何干预经济以及干预经济力度的强弱，都要以市场是否趋向和谐为标准。和谐的理念贯穿于所有的经济法之中，是制订、执行、解释经济法的主要精神。美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杠杆来实现的，这种调节方式通过改变外部经济环境和市场信号来间接引导企业的经济活动，使市场和谐运行。80年代美国相继通过了《1981年经济复苏法》、《1982年税收公平与财政负责法令》、《1986年税制改革法》等，用税收杠杆来调节投资方向，提高社会效率，实现社会公正。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是联邦德国市场经济中两种相辅相成的手段，目的都是为保证经济和谐发展和社会稳定。1967年联邦德国通过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经济政策的总方针是：通过各种经济财政措施，以达到总体经济的平衡，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保持物价稳定、高度就业和外贸平衡[6]。我国的宏观调控法体系也是本着经济和谐的理念正在建立和完善，其总体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计划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财政宏观调控法等等无不体现了经济和谐的基本精神。
综上所述，经济法从其产生时起即昭示着传统法律价值观在经济法调整的领域内正发生着重大变化，亦即传统法律所崇尚的权利、效率、自由等价值逐渐集中到民商法领域。而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管理经济之法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其价值追求集中体现在维护整体经济运行的和谐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