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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总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报刊传播证券期货信息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新出联〔2010〕17号


各省（区、市）新闻出版局、证监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报刊主管部门，中央主要新闻单位：

为营造有利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加强和改进证券期货新闻宣传和报刊出版管理工作，新闻出版总署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报刊传播证券期货信息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新闻出版总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关于加强报刊传播证券期货信息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期货信息传播的管理，规范报刊证券期货信息传播行为，保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出版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证券期货信息是指与证券期货市场相关，可能会对市场产生影响的信息，包括：

（一）有关证券期货市场运行和监管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其草案；

（二）证券期货交易所、证券期货行业协会、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等按照法定程序发布的信息；

（三）证券期货市场走势分析及对具体证券、期货品种或合约发表评论意见、分析文章等信息；

（四）证券期货信息类产品广告宣传信息；

（五）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信息；

（六）证券期货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认定的其他信息。

第三条 传播证券期货信息，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遵循真实、客观、禁止误导的原则。报刊从事证券期货信息传播的报道宗旨及报道内容必须做到：

（一）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自觉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二）正确宣传有关证券、期货市场的方针、政策、法规、规章；

（三）客观、准确、完整和公正地传播有关证券、期货市场的信息；

（四）重视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五）禁止编造和传播证券期货市场虚假不实信息，扰乱证券期货市场秩序。

第四条 从事证券期货新闻采访的记者，须持有新闻出版总署统一核发的新闻记者证，在新闻采访中应主动向采访对象出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努力确保新闻事实全面准确无误。

第五条 严格报刊新闻采编管理，确保信息来源合法真实。

（一）涉及证券期货市场改革监管重要政策的报道，须严格以证券期货监管部门正式发布的信息为依据。

（二）审慎报道可能影响投资者预期和市场稳定运行的新闻题材。涉及证券期货行业重要政策及其他可能影响市场稳定的重要信息，须事先向证券期货监管部门核实；涉及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的重要新闻信息应向所涉对象事先核实。

（三）记者报道证券期货市场新闻事件应尽量进行全面采访，并对信息源多渠道核实，信息来源应相互印证、真实可靠。严禁依据道听途说制造或编造新闻，不得凭借猜测想象炮制或歪曲新闻事实，避免误导性陈述。

（四）建立健全证券期货新闻转载审核管理制度，报刊转载证券期货新闻信息必须事先核实，确保新闻事实真实准确后方可转载；不得转载未经核实的新闻报道、社会自由来稿和互联网信息；不得摘转内部资料或非法出版物上的内容；不得随意转载境外媒体信息。

第六条 报刊刊发内容涉及具体证券、期货品种或者合约的评论意见或行情走势分析的，报刊出版单位应当对相关撰稿机构及人员是否具备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进行核实，并注明相关撰稿人员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执业资格证书编码及所属机构全称。

第七条 报刊出版单位应当加强对提供证券期货信息的软件、终端等证券期货信息类产品广告的审查管理。报刊刊载涉及提供证券期货投资建议或者类似功能服务的软件、终端等证券期货信息类产品的广告，报刊出版单位应当核实广告发布人是否具备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刊载广告应注明广告发布人名称和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书编码。防止有关产品广告以夸大虚假营销误导投资者，防止不法机构利用有关产品广告招揽客户、从事非法证券活动。

第八条 报刊出版单位引用或发布基金评价结果的，应当引用具备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资格的基金评价机构提供的基金评价结果。

第九条 报刊出版单位及主管主办单位须加强对报刊所属新闻网站的运营管理，建立证券期货互联网新闻信息内容管理责任制度，规范互联网资本市场新闻信息服务工作。

第十条 证券期货类报刊和开设证券期货专刊、专版的报刊要建立健全从事证券期货新闻采编人员的岗位规范，配备专业财经采编力量。总编辑、主编及主要采编人员应具有5年以上新闻专业工作经历，熟悉证券期货业务。从事证券期货领域报道的记者原则上需具备2年以上财经领域报道经验或证券期货从业经历。见习记者、实习记者及试用人员不得单独从事证券期货新闻采访报道。

第十一条 证券期货类报刊和开设证券期货专刊、专版的报刊出版单位，要强化证券期货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培训，从事证券期货新闻报道的采编人员，需参加由省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证券期货监管部门组织的证券期货业务知识培训。

第十二条 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应坚持政务公开，主动加强对资本市场重要政策的发布力度，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及时回应市场热点问题。

第十三条 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应督促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等市场主体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健全重要新闻信息发布机制，主动接受舆论监督，为新闻记者采访提供便利。

第十四条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与同级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应共同建立沟通联系机制、重大新闻舆情动态通报机制和重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加强监管协作，组织引导报刊及时客观准确报道资本市场新闻信息，及时妥善处置非法不良信息。

第十五条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会同同级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加强对证券期货类报刊审读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将报刊涉及证券期货的新闻报道纳入审读重点，在人员、经费、场地上予以重点保证，严格执行重大情况报告制度。

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应当建立针对证券期货信息类产品广告的日常监测机制，定期向同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通报情况，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对报刊出版单位刊发虚假违法广告予以处理。

第十六条 证券期货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实行主管主办单位负责制度和属地监管原则。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加强对涉及证券期货新闻报道报刊的出版质量评估工作，各级证券期货监管部门要积极配合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完善证券期货领域新闻采编人员不良记录数据库。

第十七条 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采取切实措施坚决制止各类报刊违规出版证券期货专刊、副刊、增刊，坚决取缔各类非法证券期货信息出版活动。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有偿新闻，严禁报刊出版单位采用“公开曝光”、“编发内参”或“评奖排名”等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八条 报刊出版单位违规刊发证券期货信息，报刊从业人员编造、传播虚假不实信息，扰乱证券期货市场的，或者利用传播证券期货市场信息进行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由证券期货监管部门、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视其情节轻重，按照《证券法》、《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有关单位和人员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1年2月1日起执行。

略论原因自由行为之可罚性

楼杰科


一、原因自由行为的提出及在中国的态势
责任的成立以责任能力的存在为前提。这是判定任何法律责任存在的条件之一。行为人之刑事责任判定也应首先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所谓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辨别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以及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换言之，如果行为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并且能够加以控制，那么行为人就有刑事责任能力；反之，行为人虽能辨别行为的刑法意义但无法控制行为或者既不能辨别行为的刑法意义也不能控制行为，那么行为人就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进而，行为人就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辨别和控制属于行为人的意识范畴，刑事责任能力实际上就是意识主体在刑法上的规范表述。刑事责任年龄、精神状况、生理状况等都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项目。也就说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就在于判定上述项目是否符合刑法肯定或否定的规定。由于对人而言，上述项目的内容不是固定的，存在着随时改变的可能，并且变化除了自然原因外，人也可以有意识的改变它们。诸如，D出于杀人的故意，为了给自己壮胆而喝酒醉，在病理性醉酒的状况下杀害了V；D知道自己受到某种刺激后自己的间歇性精神病就会发作，为了殴打V，而故意地使自己处在这种刺激之下，从而实施了殴打行为；或D明知教派的教主会将他催眠而指使他做违法犯罪的行为，且自愿的使自己处于这种状况之下，并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或给婴儿喂奶时陷入睡眠的母亲，在熟睡中用乳房使婴儿窒息死亡的情形。显然，此等行为在表面上看来，由于行为人在实施实行行为时因欠缺某项刑事责任能力项目而使自己处在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景况中，因此，就不能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既而也就无法认定刑事责任的成立。但是，实际上，这些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也就是说对这些行为是否应该处罚以及处罚对于法益保护是否具有意义；如何来论述与正常情况下的责任认定原则的冲突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就形成了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的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理论。
大陆法系关于犯罪构成的通说，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这种递进式的三要件论。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问题根本上讲就属于有责性范畴了。由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特殊性与刑事责任能力有关，大陆法系对其可罚性的论述就立足于“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归责原则之上。这一点，与我国的刑法理论大相径庭。实际上，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没有原因自由行为这一概念。我国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平行式的四要件说，虽然同样存在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能力理论，但是由于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方面的插开，对于前述各情形的处理，自然就归入至犯罪主观方面。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问题就不在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而在于行为人的罪过。“行为人既然自觉选择了暂时丧失或部分丧失责任能力状态，并且已经认识到或应该认识到处于这种状态将会产生的危害结果，所以，行为人应该对这种丧失或部分丧失责任能力的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负故意或过失的刑事责任。” 由于原因自由行为实现的前提是行为人有意识状况下的决意，故而行为人就是有罪过的，那么刑事责任的成立就有了主观条件。可见，原因自由行为作为概念，对于我国的刑法理论界而言，是个舶来品。了解，掌握，借鉴，甚至于解读、批判大陆法系刑法学中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对于丰富我国的刑法理论不无益处。

二、原因自由行为的概念及其可罚性
Actio libera in causa, 即原因上的自由行为，或称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时，故意或者过失地使自己丧失行为能力，使自己处在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状况下，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与常态的犯罪行为相比，原因自由行为的特殊点就在于在实施实行行为时，行为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或只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而常态的犯罪行为，行为人自始自终都有刑事责任能力。因此，可以在概念上将原因自由行为的实现分为两个阶段，即原因行为（先行行为）阶段和结果行为（实行行为）阶段。在原因行为阶段，行为人存在着作为刑事责任前提的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实施先行行为的目的即在于使自己处于无刑事责任能力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进而实施实行行为——结果行为。在罪过问题上，行为人已经存在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也就是说犯罪的主观方面成立。至于在结果行为阶段，由于先行行为的实施，行为人以及处在无（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状态下，根据“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行为人的结果行为显然不符合这一归责原则。所以，有关原因自由行为的归责问题在理论上就产生了分歧。
大陆法系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理论，大致可分为二种观点四种主张：
（一）否定说。该说认为，“心神丧失后与丧失前之心理关连性以完全断绝，不能想象在正常之精神状态下所谓之决定，于心神丧失时，能有意识的依原定之计划继续进行。倘若仍能依计划进行，即可证明心神尚未丧失，行为人自不能免除刑责；如谓已心神丧失，即应无责任。换言之，系以设定原因时之决意与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遂行犯罪之意思，两行为间不能证明其有一贯性为理由，而否认原因自由行为之可罚性。” 此说实际上认为结果行为的实施与原因行为阶段之决意无任何瓜葛。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完全是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现的，与先前的使自己陷入无（限制）责任能力的原因行为没有关系。否则，就是尚有刑事责任能力。该说显然坚持了“责任能力与实行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并且以此为判断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换言之，否定说不仅否定了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同时也否定了原因自由行为本身。因为他们认为行为人实施先前决意的行为就证明其有刑事责任能力——证明尚未心神丧失。以此逻辑，如果有决意而不实施决意之行为那么就证明其心神已丧失，即有先行行为而无实行行为。但是这种情况本身就不成为原因自由行为，而前者实际上也只是推定的运用。
（二）肯定说。承认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的学说不尽一致，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
1、实行行为说。该说认为利用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犯罪，就同把自己作为犯罪工具来实现犯罪没有实质的区别。实际上，此等行为人就如间接正犯，所以应该按间接正犯的理论来处理。如大冢仁认为，“因为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是行为人故意地或者过失地使自己陷入心神丧失状态，像工具一样利用在该状态中的身体动静以实现犯罪，所以，可以理解为与将作为工具加以利用的间接正犯类似。” 所以，该说又可称为间接正犯说。但是，无论原因自由行为之原因行为还是结果行为均是行为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人自己就是实行犯——正犯，有此一点就可否定所谓的间接正犯说。实际上，此说在于严守“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就如有学者所论到的“基于原因的无意志行为的情况与在间接正犯的情况下从利用行为中确认实行的着手相平行，它是通过从原因设定行为中来确定实行的着手，这维持了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
2、构成要件说。具体可分为构成行为说和统一行为说。构成行为说，认为行为人在实施先行行为时就已经构成了发生犯罪结果之可能，也就说先行行为本身就是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统一行为说认为，行为人在实施先行行为时就设定了导致法益破坏的因果环节，由此，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就统一于实行行为之中。因此，该说也可以称为实行行为说。实际上，该说也是在坚持“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这一归责原则的前提下，将原因行为纳入实行行为之中，即原因自由行为本身就是实行行为。
3、行为说。该说认为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不是不可修正。在原因自由行为中，“实行行为系无责任能力时之举动，另一方面仍鉴于其此以前有责任能力时之意思态度，而追问有无非难可能性一事，亦属无妨。” 因此，此说也可称为责任原则修正说。实际上此说的立场在于，责任能力存在的时期不是在于实现行为本身，而是在于实行行为只是作为一部分的行为者所实施的行为整体之中。可见，这种立场仍旧以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为根本，而极特殊的情况为（原因自由行为）例外。即使如此，此种例外也可看作是坚持原则的松懈，而未有根本性的冲突。因为实行行为是整体行为的一部分并且责任能力存在的时期提前至先行行为处。
综上所述，有关肯定说的各种主张，实际上在于是否严格坚持“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以及是否将实行行为看为先行行为的必然结果，即将实行行为适当放宽。实行行为说和构成要件说严守原则，因此就必然将实行行为放大，即先前实施的原因行为必然纳入实行行为的范畴；而行为说则作了技术上的处理，由此将责任能力存在的时期提前，在区分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的基础上，将原因自由行为作为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据此，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现实犯罪的责任前提的刑事责任能力何时存在及与实行行为的关系。

三、刑事责任能力存在时期及实行行为
作为现实犯罪的责任前提的刑事责任能力何时存在？考虑的仅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在刑法规范上的现实意义，而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众所周知，一个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不以主体是否实施犯罪行为为依据。即是说，一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精神状况良好的人就必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虽然在广义上，此时刑事责任能力就已经存在，但这里的刑事责任能力由于尚未通过犯罪行为这一中介外化，因此，就没有现实的规范意义——尚未成为法律评价的对象。易言之，作为现实犯罪的责任前提的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是以刑法规范将刑事责任能力作为评价对象开始的。由此，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就不仅具有客观属性，同时也具有了规范属性。
正是如此，才会形成“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在确认犯罪和刑事责任时，所依据的只能是危害行为实施期间行为人责任能力的状况。严格意义上讲，无论行为人在实施实行行为之前或之后是否具有客观的刑事责任能力，对于实行行为而言，都不存在任何的规范意义。即使行为人在实施实行行为之前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在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期间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同样要负刑事责任。反之，行为人在行为之后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在实行期间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就不必负刑事责任。因此，根据该原则，判断刑事责任能力存在时期的依据就是实行行为本身；判定实行行为的开始就等于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时期。
但是，刑事责任能力乃行为主体在刑法上的规范表述，刑法上之行为仍行为主体意识之结果，论及刑事责任能力就不得不考虑行为的整体构造以及行为与主体意识之间的联系。一般之行为仍指，自意思决定起，经过预备以前之行为、预备行为、实行行为，至引起结果，而具有同一意思之人的态度情形。即“实现特定意思之过程，该因一个行为系由于特定的意识而予贯彻” 所以，即使那些认为，成为该责任裁量基础的责任能力应该是在各自的意思决定之时有所存在，并不是说仅仅在原因设定行为时有了责任能力就够了的观点，在原因自由行为问题上仍旧坚持了“行为系由特定意识而贯彻”的主张。“如果行为者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定责任能力状态，预先放弃了完全责任能力基础上倾覆他的实行的着手意思决定的机会以及可能性。或者换句话说，放弃了对实行行为的同时控制机制，那么就可以认为使他走向实行行为的意思决定是在具有责任能力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他是可以响应刑法规范的期待而不会走向实行行为的，但是他却作出了走向该实行行为的意思决定，并且去实行了犯罪行为，所以是能够把他当作完全能力者进行责任的非难的。” 那么，这样的论说与“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实现意志活动的那一时刻；结果方式时行为人的精神状态如何无关紧要” 这种直截了当地论述有何区别呢？实际上，在方法上有所差异，但结果却是一样的，可谓殊途同归。而所谓的意思决定之时就是最终的意思决定之时期。据此，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也就是意思决定之时，在原因自由行为中，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就起于原因行为的实施阶段。根据这种理解，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犯罪行为实际上是被提前到了使自己陷入无能力状态的行为中，而真正构成犯罪的事实只是先前自愿行为的结果” 。
换言之，以先前的意识来认定责任的成立，也就是说有关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最终引进了罪过因素。“因为行为人总是完全负责地将自己故意地造成的无责任能力状态作为故意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手段，这便构成了原因自由行为的典型的双重故意，这种故意是犯罪行为的行为非价和意识非价的承担者。” 由此，将“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在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问题上置换成了“责任能力与罪过同时存在”的例外归责。通过罪过这一中介使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发生联系，因此，在宽松意义上仍旧未背离原来的归责原则。关于这一点，前面说到的实行行为说、构成要件说以及责任原则修正说，实际上均殊途同归。


总而言之，根据“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归责原则，惩罚原因自由行为就产生了相当地困难。虽然实行行为说与构成要件说以及责任原则修正说均在不同程度上论证了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但是无论各说是否坚持“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归责原则，由于刑事责任能力、实行行为与行为主体的意识有联系，因此最终还是需要引进罪过因素加以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