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废油”是否属于“固体废物”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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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宿政办发〔2003〕140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迁市医疗机构卫技人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宿迁市医疗机构卫技人员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宿迁市医疗机构卫技人员管理办法

　　为加强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卫技人员管理，建立卫生人才有序流动机制，促进医疗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推行医疗机构卫技人员人事代理制度。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成立卫生人才服务中心，在同级人才服务中心指导下，依据省、市有关政策规定，独立开展工作，负责办理卫技人员准入、流动、人事代理、培训等业务。宿城区不设卫生人才服务中心，市区范围内的医疗机构卫技人员流动由市卫生人才服务中心负责。
　　第二条 各级卫生人才服务中心要举办卫生人才市场，通过定期开展各类卫技人才招聘活动，为医疗机构与卫技人员之间的双向选择创造条件。
　　第三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鼓励医疗机构到市外招聘高层次卫技人员。
　　第四条 实行医疗机构卫技人员聘用合同制度。所有医疗机构都要按照国家和省、市关于用人用工的有关规定与受聘卫技人员订立聘用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并经市、县卫生人才服务中心鉴证。
　　第五条 医疗机构聘用的卫技人员必须具备规定的执业资格和相应的专业学历。其中乡、村级医疗机构应具备中专以上学历，县级以上医院具备大专以上学历。
　　第六条 聘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包括下列具体内容：
　　1.聘用期限；
　　2.工作内容和工作条件；
　　3.工作报酬和社会保险及相关福利待遇标准；
　　4.工作纪律；
　　5.变更、终止、解除聘用合同的条件；
　　6.违反聘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
　　7.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
　　第七条 医疗机构聘用的卫技人员必须在上岗前携带原执业单位解除聘用合同证明、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新签聘用合同等有关证明材料到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办理注册或变更注册手续。
　　第八条 聘用双方因变更、终止、解除岗位合同或聘用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可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向当地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医疗机构卫技人员变换执业单位的，应提前一个月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第十条 医疗机构解聘卫技人员应提前一个月通知本人，并就解除聘用合同的有关事宜协商处理。
　　第十一条 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必须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制订卫技人员培训计划。在职在聘卫技人员必须完成规定的继续医药学教育任务，每年参加医药学培训时间不少于规定学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72学时，初级职称者40学时。
　　第十二条 鼓励卫技人员通过自学考试、在职函授、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等途径，提高学历层次和文化水平。市、县两级卫生事业发展资金对医疗机构卫技人员进修培训成效显著的予以奖励。医疗机构要设立卫技人员培训专项经费，保证培训经费投入，卫技人员培训进修期间享受在岗卫技人员的待遇。
　　第十三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定期对医疗机构卫技人员管理工作进行督查，凡医疗机构违反准入规定聘用的卫技人员，要勒令清退，并对责任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违规流动的卫技人员，吊销其执业资格证书。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3年12月1日执行。

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全国上下一片欢呼，条例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取消“行政强拆”，新拆迁法取消了地方政府决定强制拆迁公民房屋的权力，公民房屋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得到了更多的一些保护，至少政府失去了领导一句话就突立即强行拆除的生杀大权，作为被拆迁人不用整日的担惊受怕。
但是笔者认为虽然强拆权取消，但并不意味着强制拆迁地方政府强制拆迁的冲动能得到抑制，据笔者知悉不少地方虽然没有直接强拆但其强拆的意图依然是磨刀霍霍，变相强拆屡屡皆是，其恐怖程度丝毫不下于强拆。
作为一名拆迁律师笔者认为，行政逼拆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逼拆手段之恶劣无异于强拆，如安徽歙县笔者遇到这样一个案件：交警大队某中队指导员鲍家欣因被政府列入某项目的拆迁范围内，该县决定由公安局局长保户做鲍先生思想工作，（注：中纪委要求：严禁公安警察参与征地拆迁），由于顶头上司来动员拆迁鲍先生赶到压力特别大，不久由于不同意签字鲍先生被单位停职要求签字之后上班，鲍先生妻子为减轻丈夫的压力被迫与其离婚，自己承担房屋拆迁的所有事项，岂料该县公安局称：你们夫妻是假离婚，你必须作通家庭思想工作签字拆迁。不久为加快逼迁进度该县领导由国土资源局以没收为由对鲍先生的房屋进行行政处罚，意图强制拆除。
此类事件在绝非仅仅是一个个案，据笔者了解陕西周至县实施的中国楼观道文化展示区项目需占地33平方公里，在某村拆迁过程中没有发布《征收土地公告》要求征地和拆迁，由于该村部分群众长期不同意拆迁，村中出现大批社会人员，号称：不拆杀死，拆拆拆，杀杀杀；泉州晋江洪先生由于不同意拆迁补偿标准，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称将按照“两违”建筑将其房屋拆除..... 行政处罚、按违章处理、停止公职等一切由行政机关掌握的权力都仍然出现于拆迁；税收、工商、消防、国土、建设、卫生等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门总是为拆迁冲锋陷阵，由此可见行政强拆虽然取消，但是行政逼拆方兴未艾，一种变相的强拆依然在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
行政逼拆是盲目追求政绩的结果，不好强拆只好逼拆。
根据多年的职业经验和社会实践，笔者以为在新拆迁法出台、禁止行政强拆的大环境下，行政逼拆现象产生、蔓延是强制拆除的心态在某些地方领导心中仍然没有消除、是片面追求政绩的结果。
在新拆迁法出台之前，由于可以通过责成部门强制拆除的方式，地方政府强制拆除公民房屋非常方便，只要经房管部门作出一个裁决，县政府便可责成行政部门强制拆除，而且行政诉讼不影响强制拆除决定的执行，为地方政府的强拆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由于新拆迁法出台之后取消了地方政府强拆权，而是转为司法强拆，故某些地方政府为实现以前一样的高效率拆迁，往往利用行政权限逼拆。
司法强拆审核相对严格、时间较长，是地方政府热衷于行政逼拆又一重要原因。
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按照新拆迁法的规定不仅取消了行政强拆，而且司法强拆在诉讼期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出台，给司法强拆权给予了更严格的限制，使强制拆除的行使已经不可能拥有以前那样的速度，甚至在诉讼期间要停止，这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主要精力集中到动员拆户上，而对于不愿意拆迁的人员只好通过逼迫的方式达成。
由于实施行政逼拆的幕后指使者往往是地方政府的领导，故胁迫者一般有恃无恐明知自己的目的不正当，但还是肆无忌惮，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执法人员不愿意实施逼拆行为但是迫于上级压力没有办法，只好将道德和法律抛于脑后。如安徽歙县国土资源局在对鲍家欣先生进行行政处罚时讲到：领导安排的我们也没办法。一句话道出了行政逼拆的玄机。
我国大量被拆迁户的房屋手续不全,给行政逼拆制造了契机。
在我国公民自建房屋，特别是农村的房屋一般手续不全，房产证和土地证都具备的比例很小，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规划、建筑方面手续齐全的则少之又少，同时政府部门往往在拆迁前几年就作出了规划，冻结拟拆迁区域内的所有房屋手续的办理。由于这样的原因地方政府往往抓住公民房屋手续不全，利用《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法》等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对号入座，不签字就按照违章建筑、非法建筑处理，被拆迁人只好签字。
其实这种手段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种手续不全的原因不是来自于拆迁户而是执法落实不到位等社会原因造成的普遍现象，针对房屋登记手续不全的情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专门规定了对登记不全的房屋进行调查、核实、认定，对于认定合法的要予以补偿；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也要求对于历史原因造成手续不全的房屋予以补办手续，所以拿着行政处罚的幌子来胁迫被拆迁户是极端的错误，也是不符合政府的执政为民原则的。
行政强拆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处罚、停止公职等行政手段，甚至夹杂了犯罪行为。
为逼迁所实施的各种行政手段从目的上来讲是违法的，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地方政府往往会找一个合法的理由来进行掩饰，这就产生了安排规划、土地等部门检查房屋手续是否齐全；税务部门检查税收问题是否可以抓漏洞；工商部门寻找日常经营行为的问题；甚至计划生育、不给小孩上户口等都成为逼迁的手段，其影响涉及的公民和企业的方方面面，只要被这些部门盯上你不拆都不行，只要被这些部门盯上你就是去了在这里立足的根本。
行政手段固然是逼拆的主流，但是行政机关组织拆迁中也难以避免出现犯罪行为，如某县为实施拆迁雇佣的拆迁公司人员素质极端低下含有大量社会流氓混混，对群众实施恐吓等方式逼迁，笔者以为这属于有组织、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临时组织、是带有黑社会的性质，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应当属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地方政府是拆迁的主导者，同时又掌握着行政处罚的权力，当有人不配合的时候，盲目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作为拆迁的筹码，几个部门包下一家进行联诛、对拆迁户的亲属株连、纵用社会人员实施口压迫群众是非常恐怖的行为，如鲍家欣事件，公职被停、夫妻被迫离婚、房子将要被没收，这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一级地方政府如果把行政权力用到极致来对付一个普通老百姓是多么可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设想自己身处安徽歙县鲍家欣事件、泉州晋江洪昭权案件、陕西周至道文化展示区拆迁事件中，身处同类事件之中、身处同样的政府权力之下的进行感受——所谓“感同身受”。笔者关注的绝非这几个案件中的公正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从法治层面上根本性地解决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这一问题困扰我们多年，而在以上三个案件中表现尤烈，是关乎一级政府如何与民众处理基本关系的大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解决“一名公民如果在某个问题上让政府不如意就在一个地方无法立足”的问题。
行政逼拆折射出恐怖的现实：一个地方政府，当它特别强烈地想要办成一件事的时候，能够想得出怎样的办法、用得出怎样的权力。这种权力的直接承受者可能是部分公职人员、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拆迁户，而其实际影响所及，无疑是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是整整一个地方社会。正是政府放大了它的权力，使它的触角伸展到家庭，伸展到公民其他的权利领域。这种过于强烈的行政意志和行权力度，可能使其“治下”的民众陷于绝望之境，鲍家欣家庭出现为此事而离婚的事例就是证明。如果一个政府行使其权力到了能够直接导致家庭破裂、社会失范的地步，那么这种行政可以说就是暴政，而无须问行使权力追求的目标是否公正了。　   行政逼拆反映出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政府的各项行政权，大都有其合法的来源，大都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政府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当它们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分门别类地单独使用的时候，可能是公正的，也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是，当所有这些权力集中起来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来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公正的——哪怕这些权力要实现的目标是多么“正义”。这是程序的公正问题，而不是实质的公正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清晰的意识到了这些问题，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严格征地拆迁管理的紧急通知》随后国务院废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出台新拆迁法，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连续针对征地拆迁问题下发紧急通知，严格要求禁止暴力等不正当手段逼迁，如此强大的政策法律攻势下某些地方政府还在搞如此野蛮的逼拆，令人无法置信，无法置信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抵制地方政府逼拆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