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颁发《福建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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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测绘管理条例（修正）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根据1997年10月1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八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进行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测绘工作的管理，促进测绘事业发展，为自治区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含承担民用测绘业务的军事测绘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自治区测绘局主管全区的测绘工作。自治区其他有关部门在自治区测绘局的指导下，负责管理本系统内的测绘工作。
各地区、市、县（市）管理测绘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测绘工作。
第四条 对在测绘工作和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及保护测绘基础设施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测绘计划和技术管理
第五条 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各地区、市、县（市）管理测绘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应于每年二月底前将所属测绘单位上年度年终统计报表报送自治区测绘局。
第六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基础测绘和其他重大测绘项目（含以测绘为目的的航空摄影），项目单位应将项目技术设计书报自治区测绘局审批。
第七条 地籍测绘工作，由自治区测绘局会同自治区土地管理局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地籍测绘规划，并由自治区测绘局按照规划组织协调工作。
第八条 测绘自治区、市、县及乡（镇）行政区域界线，应按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编（绘）制各种地图，凡涉及到国界线和自治区界线的，应按国家发布的国界线标准样图和规定的区域界线画法执行，并按以下规定报送审批：
（一）编制出版地图（含专题地图的地理底图，示意地图），应在印刷前将其样图报送自治区测绘局审查；专题地图的专业内容由主管部门审查。
（二）绘制公共场所展示、影视播放、广告宣传和书报刊中插附的地图（含地图模型），应在张挂、播放、印刷前报自治区测绘局审批。
第十条 测制测绘成果成图，应采用国家统一设立的测绘基准和统一建立的测绘系统，以及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的系列和基本精度。
因建设和城市规划的需要，城市、县城和大型建设项目，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必须经自治区测绘局审查，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并与国家坐标系统相联系。
第十一条 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持有自治区测绘局颁发的资格证书。
第十二条 测绘单位和个人，承担的测绘项目在自治区规定限额以上的，施测前应按规定向管理测绘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测绘登记后，方可开展测绘活动。
第十三条 自治区测绘局统一负责管理全区涉外测绘技术业务项目。

第三章 测绘成果和档案管理
第十四条 自治区测绘局对全区基础测绘、地籍测绘和其他重大测绘项目的产品实施质量监督。
测绘产品质量的市场监督，在自治区标准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由自治区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测绘单位和个人完成的基础测绘成果以及有关专业测绘成果，均须按年度向自治区测绘局汇交成果目录或副本。
第十六条 测绘成果、档案实行版权保护、有偿使用的原则。测绘成果、档案由提供部门按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定负责提供使用。
第十七条 任何部门和单位对外提供保密的测绘成果，应依照规定程序报自治区测绘局审批。
第十八条 发布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应经自治区测绘局审核，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进行。

第四章 测量标志管理和保护
第十九条 自治区测绘局负责组织全区测量标志的管理工作；各地区、市、县（市）管理测绘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测量标志的管理保护工作。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上和地下测量标志的义务，不得损坏、擅自移动测量标志，或将测量标志占地挪作他用。
在永久性测量标志安全控制范围内，不得采矿、取土、挖沙、采石、爆破、射击以及进行其他危害测量标志安全的活动。
因建设用地必须移动永久性测量标志的，建设单位应向测量标志所在地管理测绘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取得设置永久性测量标志单位的同意，报自治区测绘局批准，并由建设单位支付迁建费。
第二十一条 永久性测量标志建成后，由建设单位移交给测量标志所在市、县管理测绘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由其委托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指派专人负责保管，并由双方签订《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报上一级管理测绘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测量标志保护费，按财政管理体制专项核拨。
自建、自用的永久性测量标志，由其建设单位自行负责管理、保护和维修。
第二十二条 使用永久性测量标志，由使用单位按规定向测量标志所在市、县管理测绘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提出申请并缴纳测绘基础设施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测绘管理人员玩忽职守，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二）对群众检举、控告破坏测量标志行为，进行打击报复的。
（三）弄虚作假，伪造测绘成果或违反测绘技术标准，造成产品质量事故的。
（四）未按本条例第九条、第十七条规定履行报批手续或擅自对外提供保密测绘成果的。
（五）丢失保密测绘成果、档案或造成保密测绘成果、档案泄密事故的，以及对失（泄）密事故不查处的。
（六）测绘成果、档案管理人员不履行职责，造成损失的。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管理测绘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测绘项目限额管理的权限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其中（三）、（五）、（七）项行为，由管理测绘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给予处罚：
（一）未取得测绘资格从事测绘活动或测绘活动超出审定范围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
（二）施测前未按规定进行测绘任务登记，项目技术设计书不报批而擅自作业的，责令停止测绘；
（三）编（绘）制各种地图，未按规定报送审批的，责令其停止出版、发行和销售，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金额三至五倍的罚款。
（四）擅自复制、转让或转借测绘成果、档案的，给予通报批评，责令其退回测绘成果，并处测绘成果、档案使用费一至五倍的罚款。
（五）对违反国家的规定擅自提高测绘产品价格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金额三至五倍的罚款。
（六）因过失造成测量标志损坏的，责令其赔偿损失，可并处建标价值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七）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给用户造成损失的，测绘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测绘成果质量累计二次不合格的，降低测绘资格等级；测绘成果质量累计三次不合格的取消其测绘资格。
（八）使用永久性测量标志不按规定提出申请和缴纳测绘基础设施费的，责令停止使用，并处应缴费额三至五倍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测绘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二）故意损坏、偷窃测量标志材料，擅自移动测量标志或进行其他危害测量标志安全和使用效能活动的。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
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1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对下列8件地方性法规作如下修改：
……
五、宁夏回族自治区测绘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第（二）项修改为“施测前未按规定进行测绘任务登记，项目技术设计书不报批而擅自作业的，责令停止测绘”；第（七）项修改为“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给用户造成损失的，测绘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测绘成果质量累计二次不合格的，降低测绘资格等级；测绘成果质量累
计三次不合格的取消其测绘资格”。
……



1994年4月6日
　　　　　　　　　　　　　　税收国家的宪政逻辑

　　　　　　　　　　　　　　　　　高军
　　　　　　法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原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更名）副教授

　“财政为庶政之母”，任何政府的存在与正常运转均仰赖于健全的财政作为后盾。历史上，根据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不同，可以划分所有权者国家、企业国家、税收国家三种类型。古代国家以所有权人身份行使统治权，对于其管辖领域内的一切财产都具有获取、分配及使用的权力，因此被称为所有权者国家。企业国家是将生产工具收归国有，独占企业经营权，并以其收入作为财政主要来源，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归为这类形态。而税收国家则是指政府不直接经营产业，赢利事业均交由社会来进行，政府的收入来源于税收，当今西方法治国家均为采取税收国家形态。
　　以上三种形态的国家类型，体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形态。所有权者国家控制一国范围内所有的人和财，其必然结果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企业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按计划安排生产，此时的社会为单位社会，个人仅仅是社会机器上的一颗镙丝钉，对国家处于高度依赖的状态，极端的结果就是“不听话者不得食”。税收国家实现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私有，经济自由，使人摆脱了对国家的依附关系。
　　税收国家这一概念，来源于“一战”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与财政社会学家鲁道夫•葛德雪的一次著名的论战。面对“一战”后德国糟糕的财政状况，葛德雪于1917年发表了《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一文，提出为摆脱财务危机，国家必须从传统的依赖税收负担转向依赖营业收入，国家应有计划地进入私人经济领域。针对葛德雪的以上观点，1918年熊彼特发表了《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指出税收与现代国家同时产生，密不可分，它们都存在于私人经济基础之上，现代国家机构和形式实际上根源于其财政上的使命，国家财政支出越高，就越需要依赖于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驱动力，因此他旗帜鲜明的反对国家进入私人经济领域干预私人财产与生活方式。
　　以上争论，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盈庭，难以率尔定论，但显而易见的是，熊彼特的观点为现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的主流。事实上，税收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形态，内涵极为丰富，德国公法学者Friauf曾深刻的指出，“宪政国家，尤其是实质法治国家，本质上必须同时为税收国家”。
　　税收国家的逻辑前提是，国家原则上不拥有资产，国家不自行从事营利活动，国家任务推行所需的经费，主要依赖税收来充实。国家的任务是尊重和保护私人产权，提供例如公路、桥梁、公正廉洁的司法、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经济事务、赢利事业则交由私人来进行，国家不与民争利。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私人部门的决策最富有创造力和效率，道理很简单：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必然比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可靠，这是基于人性的、无需论证的一个基本的常识。政府是靠不住的，政府投资往往是和低效、贪污、浪费联系在一起的，且需要巨大的监督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法律与公共政策由国家制定，国家如果控制资源参与竞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发生行政垄断、扭曲市场的价格与资源配置机制，最终摧毁市场的悲剧性结果。
　　税收国家的逻辑内容则主要围绕税收的法理而展开。由于税收是以金钱作为给付标的，而且以量能平等负担为基础，与其它收入相比较，税收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影响可以降至最低，以金钱代替劳役的方式，国家可避免过度介入社会运作而保持中立。换言之，通过纳税，一方面使国民与国家之间发生联系，同时使国民与国家之间产生距离，为法治国家创造条件，即人民得保有私经济自由领域，得以自行选定目标，自行求其实现，而得以扩展私人与社会的发展空间。这种人民义务的减少，正为宪法上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权利创造前提条件。因此，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为有限的、可计算的、有距离的，同时也是自由的。
　　税收国家的逻辑结果是：
　　首先，政府必须尊重与保护私人产权。税收国家自身不从事私经济活动，而留由社会自由发展，人民对于国家仅负纳税义务，以换取对经济自由与营业自由的保障，私有财产之所以负担纳税义务，其前提即在于国家对私有财产予以宪法之保障。因此，一方面纳税人对国家在负担了纳税义务之外，原则上不再负担其他强制性金钱给付义务；另一方面，国家必须依法征税，且征税所依之法必须是由公众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制定的法律，即所谓的“无代表，无税收”，而且该税法的内容必须合乎宪法，政府无权通过行政立法来对民众征税，因为道理很简单，由政府来决定征税事宜，从自利的角度必然是税越多越好。此外，国家征税必须有度，必须尊重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并保持其经济能力，即必须遵守“税源保持原则”， 纳税是对人民宪法财产权的限制而非剥夺，立法者仅得依据宪法限制人民基本权利，但不得制定具有扼杀性效果的税法，一旦超越此界限，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及纳税能力必然减退，甚至一个社会中的精英纳税人纷纷选择“用脚投票”，最终税收的源泉与基础势必枯竭、毁灭。
　　其次，必须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税收国家财政收入就是税收收入，财政支出就是税款的使用支出，国家的活动就是围绕着征税和用税进行的。税收国家的政府财政高度依赖于税收，财政奉行的是量入为出的原则，政府施政不以财政赢余为目标，政府不能以征税本身为目的，不能只是从政府的财政需要出发，单纯凭借政府的垄断地位和权力强制性地向社会提取。政府征税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是必须向公众提供公共福利，税收必须真正地“用之于民”，税收作为人民与政府社会契约的对价而存在，政府必须以优质的公共服务来换取纳税人的纳税支持。因此，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体现了政治和政府道德。在纳税问题上，是否征税、征多少税，以及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等税收核心要素的决定和变动等等，不是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必须经过纳税人选出的代表——议会来决定。而征税与用税则为一体之两面，“税收法定”与“用税法定”二者并行不悖不可偏废。事实上，正是围绕着财政税收制度，西方法治先进诸国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善的以民选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会为核心，以法案表决和预算监督为主要手段的公民授权、监督机制以及运行办法。
　　其实，判断税收国家的方法很简单，第一，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中立的，包括经济上不参与市场竞争，不干预微观市场，司法上独立等等。第二，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一个“穷政府”，政府所有的财政收入均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收，税收的征收与使用均听命与服务于纳税人，政府施政不追求赢余，政府不会为税收“超额征收”及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而沾沾自喜。第三，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服务型政府。“小政府、大社会”是税收国家的基本结构，在税收国家纳税人真正实现了对政府的控制，因此不可能发生政府官员骄奢淫逸、挥霍浪费纳税人血汗的情况。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多元产权的格局已经形成。当前，税收在我国财政收入中已占据核心地位（近年来，从数字上看历年均占90%以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已从改革开放前的企业国家转变为税收国家（但实际上，与税收国家所采取的私经济体制不同的是，我国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我国实际上是一种兼具税收国家与企业国家特征的一种混合形态）。季卫东教授曾指出，“既然国家承认了私有制，那么其主要职能就变成对财产权和契约提供保障性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公平地、以契约当事人之外的第三者出现并根据这一定位来设计各种制度安排。”但遗憾的是，我国离税收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1、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是一种生产建设型政府，国有制与行政管制使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政府利用垄断地位，通过法律，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与民争利。我们搞市场经济二十多年，但本质上仍然是权力经济，这从前段时间广东某市市长激吻发改委批文的有关报道中可以窥见。事实上，从终极意义上来看，通过政府投资、国有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是饮鸩止渴，既不可持续，又阻碍了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且造成通货膨胀，政府主导投资直接的恶果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政府巨额投资必然带来低效甚至无效、贪污、浪费。近年来，每一次政府出台刺激措施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目前民间创业的制度成本过高、制度障碍严重、经营困难，但国有企业却大规模扩张（例如，中粮集团在房地产业的扩张、山西省政府通过一纸政令推行“煤矿重组”，将民营煤矿经营权收归国有等等），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基本都是国有垄断大企业，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好现象，事实上这些企业不但低效而高价，还破坏了社会公正，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以公有制意识形态来做掩护以维护其垄断利益，阻挠市场化改革。另外，这种“藏富于官”而非藏富于民的结果是，民间特别是普通民众消费能力低下，扩大内需缺乏后劲。事实上，当前我国GDP保持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投资推动，GDP虽得到增长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甚至在通胀的压力下还有所下降。这种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序上是我国法治建设存在倒退危险的信号。
2、财政收入体制有待进一步理顺。与西方税收国家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源于税收不同的是，我国除了税收收入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非税收入，其数目几乎相当于正式的税收收入，这些非税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游离于预算甚至正式的财政制度之外。表现之一为土地财政，1994年中央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分税制，实践证明并不符合央地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地方事权多而财权少，中央政府则反之。税收国家解决央地财政关系的办法在于，税收国家财政主要依靠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国家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和市场经济中的创新力，纳税人源源不断的纳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稳定的来源。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负责所辖区域的公共服务，双方各有法定的、稳定的税源来支持，地方财政不足的部分由中央通过法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以期实现全国范围内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反观我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虽然数额庞大，但至今尚未实现法制化，“跑部钱进”现象严重。为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中央政府默许地方卖地，我国土地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体制事实上造成了土地产权真正所有者的缺位，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一级交易市场而纷纷逐利，某种意义上都摇身一变成为开发商，各地政府热衷征地、拆迁、“经营城市”、新农村建设往往演变为“强迫农民上楼”。强制征地、拆迁造成的后果严重，一是形成了高房价，绑架了经济、绑架了人民的幸福；二是在各地形成了一个个“土地战场”，官民对立现象较为突出，群体性事件甚至极端事件频发不止，造成民心疏离、政府合法性资源流失；三是这种土地财政透支了未来，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隐藏着巨大的财政风险和经济危机风险。表现之二为除税收外，还存在着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罚款，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公然出卖违法权，实践中“钓鱼执法”、“养鱼执法”现象并不鲜见，前不久沈阳有关部门大肆对经营者罚款导致大量商铺关门即为适例。
3、纳税人尚未实现对征税与用税的控制。首先，我国税收法律化程度低。在我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涉税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一部，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则有30余件，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至于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则更是多如牛毛。另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税率等税收实质性要素的制订和修改权往往掌握在财税部门手里，例如2007年财政部突然宣布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导致股市风云突变。其次，政府用税未实现法治化。虽然广大纳税人对政府官员“三公消费”、“权力自肥”、贪污浪费等现象深恶痛绝，但由于知情权、监督权的缺乏，目前尚难以对之进行有效的扼制。
结语：
　　历史与当代的现实已充分证实了法治必然建立在税收国家之上。虽然，我国并非典型意义上的税收国家，我国有我国的具体国情，但既然我国宪法已明文确立了民主、法治、人权、财产权保障等普世价值，如何选择实现这些宪法价值目标的路径值得我们思考。笔者认为，诚如卡尔•波普尔所言，民主的关键不在于权力所有制，而在于权力的具体行使方式。因此，传统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应当让位于民主的细节与具体的法治，税收国家逻辑中的政府中立、不干预微观经济、尊重私人财产权、纳税人为王等内容应当成为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体制改革的方向。

本文发表于民革中央刊物《团结》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