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区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3 10:42:08 浏览: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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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区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广州地区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广州市人民政府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古树名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是活的文物，历史的见证，保护好古树名木，对于文化科学研究和开展旅游事业都有重要意义。为此，除对广州地区已普查鉴定的古树名木进行分批公布外，现将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议通过的保护条例公布如下：
第一条 对本地区所有的古树名木要做好标志挂上牌子。经定为古树名木的树权，均属国有。要建立档案和设立相应的保护设施，进行重点保护。所需的经费来源，列入市城市维护费开支。城市公共绿地中的古树名木，由园林部门负责管理。散生于各单位范围内的，由各单位负责养护
，园林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第二条 已定为古树名木的树木，应严加保护，不得砍伐、迁移和损毁。对一些有特殊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古树名木，还应专立说明牌，供人民观赏、敬仰。因市政建设或其他原因，要处理的古树名木，由所在地区绿委会同文化、文物、规划等部门研究，按管理范围，层级上报审批
。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古树名木的责任。对保护管理有功者奖励，对管理不善使其受损伤者要追究责任，对因严重失职和破坏活动使古树名木被毁坏后果严重者，要依法惩处，并参照《广州地区城市绿化建设管理条例》执行。
第四条 各级领导要加强对古树名木的宣传、保护、管理工作。各有关部门应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宣传教育，自觉地爱护古树名木、遵守各项规定、制止各种破坏古树名木的行为。
第五条 在广州地区范围内，凡有违反上述规定，因本单位或个人需要而设置的围圈、围墙、搭盖等影响树木正常生长的，在本条例公布之起一个月内，均应自觉拆除，并设花基予以保护，其保护半径最小不低于五公尺（如有特殊情况，其保护半径还应视具体情况而相应扩大）。
198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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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应倡导“盲人摸象”
段兴焱
“盲人摸象”是一则老掉牙的佛经寓言，《汉语成语词典》解释道：几个盲人摸大象，摸着腿的说大象像根柱子；摸着身躯的说大象像堵墙；摸着尾巴的则说大象像条蛇，相互争论不休。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据此有云：“众盲摸象，各说异端”。后人用来比喻仅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以偏代全，妄加揣测。
千百年来，国人对“盲人摸象”定义“以偏代全、妄加揣测”似乎从来以为天经地义的，竟无人对此“各说异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以笔者愚见，“盲人摸象”正是人们以自己的体验、从自己的视角，对事物作出一种自己分析判断的方法，这种分析虽不失片面，但绝对是一个人真实的看法和观点。须知，没有片面，就不会有全面，盲人把象的一部分当成象的整体诚然是片面的，但由于每一次片面都发现了象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是以前所没有接触到所发现的，这就是对事物新的认识、新的观点，当所有的盲人把象的每一部分组合起来，就发现了一只大象的整体，亦即全面的东西。
片面的东西往往是深刻的，因为这种片面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所谓全面的东西中所未容纳的，譬如说，孟德斯鸠之“摸”寻法意，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贝卡里亚之“摸”建公理，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黑格尔之“摸”求理性，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等等，在人类思想史上，正是这一点点片面才构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的片面其实总是要突破平庸的全面的，在旧的全面面前，它是显得多么的叛逆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片面与我们无缘之时，深刻也就离我们远去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说过：“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于“摸象”的“盲人”来说，又有多少人能“解其中味”？以我们现代刑法理论研究为例，似乎正在以一种全面折衷与调和的形式出现：汲取古典学派和实证派之所长，形成所谓的综合理论，如所谓二元论的理论：犯罪本质二元论、刑罚目的二元论、罪刑关系二元论等等。诚然，在我们身边，亦不乏甘于“盲人摸象”的，著名的法学博导何家弘，就长年累月坚持“摸象”不止，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于是便有了今天的集律、法、文之大成。但纵观今日中国整个法学研究领域，不难发现，仍有太多的地方只是限于对貌似公允、全面的东西敞开门户，而对一个个看似浅陋、片面的“摸象”之“各说异端”拒之千里。
法学研究既需要理论家，也需要实践者，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学“盲人摸象”者，是必要的、亦是有所作为的。因为惟有成千上万个“盲人摸象”，才能构建起整个中国法律“大象”的丰碑。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人长期以来要嘲讽片面而热衷于全面呢？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法学“盲人”们无“摸象”之缘、无“各说异端”呢？粗究起来，笔者以为：
一、中国法律传统权利精神的贫瘠，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神经衰弱，“摸象”不足，“惧象”有余。
中国的传统法律是离不开统治者、离不开国家、离不开用刑法手段处理民事关系的。在古代文献中，只有刑、法、律互训，如《尔雅·释诂》云：“刑，法也”，“律，法也”；《说文》道：“法，刑也”；《唐律疏议·句例》则说：“法，亦律也”，三者的核心都是刑，而无权利、正义于其中。古代的这种法，源于君主的意志，从属于专横的权力，以刑为标志，一方面既窒息了国人的人性，另一方面又窒息了从事法律研究者的思想，于是，中国古代的法学研究最成熟、最全面的表现往往不是法律常识和条文法律，而是孔孟的“仁学攻心术”、“德治”、“仁学”的“无法之法，乃为至法”，除此之外，“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至于有人胆敢“盲人摸象”，指出它是“法自君出”，旨在统制臣民，则是万万不可的。因为在统治者眼里，正是这种防范、镇压臣民“犯上作乱”的法才是最全面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大法，其余的统统不过是“各说异端”，除非你不想活命，否则，是谁也不敢“盲人摸象”而“妄加揣测”的。
二、中国法律传统的排外思想，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自欺欺人，“毁象”有余，“摸象”不足。
就在中国传统法律以人治和专制为核心且代代相传之时，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当地就有了其内容涉及各城邦各个时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如条约、契约、法院判决等建立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先进法律，即便是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其仍不失为民主国家的法律观，是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国家相继步入“启蒙时代”，展开了民主与贵族特权的较量、公正与暴政的较量，产生出诸如从探讨法意的孟德斯鸠到关切目的的李斯特；从建构公理的贝卡里亚到诉诸理性的黑格尔；从古典学派到人类学派，再到社会学派等一大批涉及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摸象”的法哲大师，以至于今天的西方，形成了代表世界先进水平、全面的民主法治社会和公民法治意识。
与此同时，中国的法律研究者却始终无缘或无心与这些先进的法律知识“接轨”，他们要么还陶醉在董仲舒所描绘的从“天人合一”到“天人感应”中国法律的“象”境里，对外来的“象”很是不屑一“摸”的，以为泱泱中华，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不议”自是“不摸”；要么即便是“摸”了一番，亦要“王顾左右而言它”，而绝对不敢“妄加揣测”的，偶尔“各说异端”，亦几乎异口同声地变成“前进中的不足”，致使到头来，中国的法律似马非马、似象非象。直到二十世纪，日本著名的中国法律史专家滋贺秀三还从诉讼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法文化考察中这样评价：“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
三、新中国成立后对司法的传统定位，使得法学研究者们如履薄冰，“视象”有余，“摸象”不足。
20世纪初，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与专制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给中国实现民主和法治开辟了前无古人的新时代，但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加上外国势力的入侵，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丧失了一次历史机遇，而被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和“以党治国”的独裁统治所取代，这其中，法学研究过程中的“盲人摸象”几乎难觅踪影。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法治进程一日千里，但由于我们把司法机关角色的传统定位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定位于“为中心工作服务”，从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到今天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具体到重点保护投资大户，莫不如此，致使新中国的民主法治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目标，并将它纳入宪法，才使国人真正开始告别人治的历史。半个多世纪来，尽管许多法学研究者坚持“摸象”不止，但更多的人无非是隔岸观“象”或在“象”的旁边擦擦边球，而鲜有“各说异端”的。个中最重要的因素，大概是面对新旧交替之时，“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比如，仅一个“人权”二字，即从闻所未闻、到闻之色变、再到举国公认并写入最新修改的宪法，当中就不知有多少法学研究者视而不见、见而不“摸”、“摸”而不“揣”。
“任何一个新思想新理论，在开始的时候总难被人理解，嫩弱的新芽也总易被人摧折，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规律”(郭道晖《法的时代挑战》)。邓小平有句名言，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正所谓“盲人摸象”。世界各国法治的突飞猛进的事实，已给我们每一个法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学的信念，有为民众争权利理想，有为国家行法治责任，有执着的学术追求的毅力，善于和勇于“盲人摸象”。中国要真正建设成为法治国家，尚要走过一个很长的的路程，我们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和步骤，亦需等待众多的法学研究者们去积极“盲人摸象”，并即时为国家的法治进程“各说异端”。据此，笔者以一孔之见，认为今后的法学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盲人摸象”。
一、法治的建立，离不开“制约权力的法”。中国自古以来，主张“德治”的儒家和崇尚“法治”的法家，几乎都认定人民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而应由具备“管理能力”的统治者来支配，这样的政治观、法治观，可以说是整个东亚国家都还残留的观念。在中国，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在否定法律为“统治工具的法”的同时，对“依法治国”的理解，是依法制约“政府和官僚”？还是依法“管理社会和公民”？在“制约权力的法”当中，谁是“制约权力的法”的主体承担者？谁是“制约权力的法”的抵御力量？中国的民众在“制约权力的法”中又能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怎样形成一个多元结构的市民社会等等，都需要人们去“妄加揣测”、“各说异端”的。
二、法治的建立，离不开司法的“独立、公正”。在还被人称之为“中国的法院是政府里面的法院，而西方的法院是政府旁边的法院”的今天，中国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政府，司法活动的不独立、不公正，一方面造成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进而尽可能远离官府，厌讼之风盛行；另一方面，民众又迫切企盼官员们个个都是“青天大老爷”，以“天理”、“民愤”断案。另外，司法系统的诸多问题如刑讯逼供导致屈打成招；刑事案件中律师代理不足导致被告人权利无从保障；鉴定体制的混乱与腐败导致证据之间的相互冲突；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导致草率断案；部分人员的腐败导致公众对无数司法人员的牺牲奉献精神视若虚伪；政府干预法庭导致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败诉的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理睬导致执行难等等，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们通过“盲人摸象”，“妄自揣测”出适合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公正”，尚任重而道远。
三、法治的建立，需要纠正立法过程中的矛盾与混乱。当前，我国的立法总的趋势是朝着一个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但不可否认，立法仍有成为一个本部门本地区扩大自身利益的良机。比如，法官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起草，教育法由国家教委起草，电信法由信息产业部起草等等，尽管这些法律的起草都征求过其它部门或有关人士的意见，但更多的只是流于一种形式。2003年，河南省一起种子诉讼的案例，轰动一时，不正是由于河南省的地方种子法规与国家种子法的典型冲突的事实吗？而在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律史上，通过研究、比较和协调，为社会提供统一的法律规范，一直是法学家孜孜不倦的重要研究使命。对此，中国的法学研究如何就立法的问题“盲人摸象”，就成为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法治的建立，离不开新闻舆论的法定监督。任何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都离不开一定的监督机制，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掌权者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进而导致腐败。从西方国家新闻监督成为“第四种权力”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的法学研究者如何“摸”出新闻监督对中国实施法治的切实可行的监督途径，是有所作为“妄加揣测、各说异端”的，因为现行新闻媒体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主导观念，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这样的体制已明显无力担当起法治建立过程中的监督使命的。
2003年，非典在神州大地肆虐，解放军第301医院的老教授蒋彦永冲破世俗的束缚，毅然向媒体最先披露实情，为挽疫情于狂澜作出了不朽贡献，此无愧为“盲人摸象”“妄加揣测”之壮举。须知，一个有良知而不敢“妄加揣测”的人，是为沉默的好人；一个有良知而敢于“妄加揣测”的人，是为有良知的勇士。马克思说过：“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盲人摸象”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正是人们“摸”出“新思潮”、“揣测”“新世界”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是我们落实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在法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实践。
通联：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 段兴焱
邮编：332000 电话：13907922266
邮箱：88212059@vip.jx163.com
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债券、股票管理的暂行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
为了正确运用债券、股票的形式，筹集社会资金，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避免盲目性，更好地促进我省经济的发展，特对企业债券、股票管理作如下暂行规定。
一、债券是企业发行的有期限的债权证书。债券持有人享有债券规定的按期收回本金和取得利息的权利，没有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不承担企业经营亏损的经济责任。
股票是投入股份企业资本金的凭证，股票持有人享有股份企业章程规定的领取股息、参与分红、参加或监督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在股票金额范围内承担企业经营亏损的经济责任和倒闭的风险。
二、企业用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其投资方向应当符合国家的宏观决策和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符合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好的原则。国营企业可以发行债券，股份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发行股票，企业在发展横向经济联
合中，可将自有资金合资入股。债券、股票的发行对象限于个人和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其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干部和现役军人不得购买股票、参与分红。集资应坚持自愿原则，禁止向任何单位或个人强行摊派。非金融机构不得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经营信贷业务。
三、发行债券、股票的企业，必须是依法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发行债券、股票筹集的资金可用于流动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的规定，同时，要统筹安排好项目投产后按规定应当筹集的自有流动资金。
四、新建企业发行股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该企业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三十。发行债券的企业，债券发行额不得超过本企业自有资产净值，或由具有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以同额资产作担保。
五、参与投资的资金来源，事业单位只能使用本单位节余资金和预算外资金；企业单位只能使用本单位有权自行支配的闲置自有资金，不得运用流动资金和应补充流动资金的自有资金，不得挪用银行、信用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和应上交的税利。
六、企业发行的股票应当记名，不能退股。股票和债券可以通过代理发行的的金融机构办理过户转让，也可以作为向专业银行申请贷款的抵押品。
七、股票可以在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计发股息、红利：
（1）只分红，不付股息。企业依据盈利情况，在保证依法纳税、提留专项基金的条件下，另提分红基金，按照股份比例进行分配，每年分红金额最高不得超过股金的百分之十八。
（2）股息与分红并存。企业按约定利率每年从成本中支付股息，并视盈亏情况决定分红或者不分红。单位集体股的股息不得高于银行公布的单位一年期存款利率；个人股的股息不得高于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个人储蓄存款利率。每年股息和红利的总额最高不得超过股票面额的百分之十? 濉? 八、债券利率不得高于单位在银行定期存款和居民在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同期利率的百分之二十。债券利息按银行利率计付的部分，企业在成本中列支；超过银行利率的部分，在企业税后留利中支付。
九、企业发行债券、股票集资的规模，由各市、地、州人民银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根据承受能力于年初提出年度计划，经当地政府同意后上报省人民银行；省人民银行综合平衡并报经省政府同意后下达各市、地、州掌握。
企业发行债券、股票集资，在十万元以上的，必须报经人民银行批准。企业应事前递交申请书及集资章程、具体办法和经济效率预测资料，交验县或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或批准开业的证书、主管部门同意集资的文件、开户银行出具的企业集资项目的自有资金验资证
明；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还要同时交验法定审批机关准予列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文件；经当地人民银行 （没有人民银行机构的地方，经企业开户的专业银行县支行）审核签注意见后上报，由市、地、州人民银行在省人民银行核准下达的规模计划内逐笔审批，并报省人民银行备案。
十、人民银行对未经批准的集资，有权检查制止，并责令其退还所集资金；对拒不执行的，可通知企业的开户行予以信贷制裁。开户行对集资企业所筹集资金的使用和投资单位投入资金的来源是否正当应进行监督，对违反规定的应退回原资金渠道，对未经人民银行批准的集资，应拒绝
办理结算。
以上规定，自文到之日起执行。各地执行关于集资入股分红、计息，均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今后国务院有新的规定，按国务院的规定执行。
1986年9月4日
段兴焱
“盲人摸象”是一则老掉牙的佛经寓言，《汉语成语词典》解释道：几个盲人摸大象，摸着腿的说大象像根柱子；摸着身躯的说大象像堵墙；摸着尾巴的则说大象像条蛇，相互争论不休。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据此有云：“众盲摸象，各说异端”。后人用来比喻仅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以偏代全，妄加揣测。
千百年来，国人对“盲人摸象”定义“以偏代全、妄加揣测”似乎从来以为天经地义的，竟无人对此“各说异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以笔者愚见，“盲人摸象”正是人们以自己的体验、从自己的视角，对事物作出一种自己分析判断的方法，这种分析虽不失片面，但绝对是一个人真实的看法和观点。须知，没有片面，就不会有全面，盲人把象的一部分当成象的整体诚然是片面的，但由于每一次片面都发现了象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是以前所没有接触到所发现的，这就是对事物新的认识、新的观点，当所有的盲人把象的每一部分组合起来，就发现了一只大象的整体，亦即全面的东西。
片面的东西往往是深刻的，因为这种片面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所谓全面的东西中所未容纳的，譬如说，孟德斯鸠之“摸”寻法意，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贝卡里亚之“摸”建公理，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黑格尔之“摸”求理性，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等等，在人类思想史上，正是这一点点片面才构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的片面其实总是要突破平庸的全面的，在旧的全面面前，它是显得多么的叛逆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片面与我们无缘之时，深刻也就离我们远去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说过：“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于“摸象”的“盲人”来说，又有多少人能“解其中味”？以我们现代刑法理论研究为例，似乎正在以一种全面折衷与调和的形式出现：汲取古典学派和实证派之所长，形成所谓的综合理论，如所谓二元论的理论：犯罪本质二元论、刑罚目的二元论、罪刑关系二元论等等。诚然，在我们身边，亦不乏甘于“盲人摸象”的，著名的法学博导何家弘，就长年累月坚持“摸象”不止，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于是便有了今天的集律、法、文之大成。但纵观今日中国整个法学研究领域，不难发现，仍有太多的地方只是限于对貌似公允、全面的东西敞开门户，而对一个个看似浅陋、片面的“摸象”之“各说异端”拒之千里。
法学研究既需要理论家，也需要实践者，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学“盲人摸象”者，是必要的、亦是有所作为的。因为惟有成千上万个“盲人摸象”，才能构建起整个中国法律“大象”的丰碑。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人长期以来要嘲讽片面而热衷于全面呢？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法学“盲人”们无“摸象”之缘、无“各说异端”呢？粗究起来，笔者以为：
一、中国法律传统权利精神的贫瘠，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神经衰弱，“摸象”不足，“惧象”有余。
中国的传统法律是离不开统治者、离不开国家、离不开用刑法手段处理民事关系的。在古代文献中，只有刑、法、律互训，如《尔雅·释诂》云：“刑，法也”，“律，法也”；《说文》道：“法，刑也”；《唐律疏议·句例》则说：“法，亦律也”，三者的核心都是刑，而无权利、正义于其中。古代的这种法，源于君主的意志，从属于专横的权力，以刑为标志，一方面既窒息了国人的人性，另一方面又窒息了从事法律研究者的思想，于是，中国古代的法学研究最成熟、最全面的表现往往不是法律常识和条文法律，而是孔孟的“仁学攻心术”、“德治”、“仁学”的“无法之法，乃为至法”，除此之外，“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至于有人胆敢“盲人摸象”，指出它是“法自君出”，旨在统制臣民，则是万万不可的。因为在统治者眼里，正是这种防范、镇压臣民“犯上作乱”的法才是最全面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大法，其余的统统不过是“各说异端”，除非你不想活命，否则，是谁也不敢“盲人摸象”而“妄加揣测”的。
二、中国法律传统的排外思想，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自欺欺人，“毁象”有余，“摸象”不足。
就在中国传统法律以人治和专制为核心且代代相传之时，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当地就有了其内容涉及各城邦各个时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如条约、契约、法院判决等建立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先进法律，即便是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其仍不失为民主国家的法律观，是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国家相继步入“启蒙时代”，展开了民主与贵族特权的较量、公正与暴政的较量，产生出诸如从探讨法意的孟德斯鸠到关切目的的李斯特；从建构公理的贝卡里亚到诉诸理性的黑格尔；从古典学派到人类学派，再到社会学派等一大批涉及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摸象”的法哲大师，以至于今天的西方，形成了代表世界先进水平、全面的民主法治社会和公民法治意识。
与此同时，中国的法律研究者却始终无缘或无心与这些先进的法律知识“接轨”，他们要么还陶醉在董仲舒所描绘的从“天人合一”到“天人感应”中国法律的“象”境里，对外来的“象”很是不屑一“摸”的，以为泱泱中华，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不议”自是“不摸”；要么即便是“摸”了一番，亦要“王顾左右而言它”，而绝对不敢“妄加揣测”的，偶尔“各说异端”，亦几乎异口同声地变成“前进中的不足”，致使到头来，中国的法律似马非马、似象非象。直到二十世纪，日本著名的中国法律史专家滋贺秀三还从诉讼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法文化考察中这样评价：“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
三、新中国成立后对司法的传统定位，使得法学研究者们如履薄冰，“视象”有余，“摸象”不足。
20世纪初，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与专制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给中国实现民主和法治开辟了前无古人的新时代，但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加上外国势力的入侵，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丧失了一次历史机遇，而被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和“以党治国”的独裁统治所取代，这其中，法学研究过程中的“盲人摸象”几乎难觅踪影。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法治进程一日千里，但由于我们把司法机关角色的传统定位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定位于“为中心工作服务”，从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到今天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具体到重点保护投资大户，莫不如此，致使新中国的民主法治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目标，并将它纳入宪法，才使国人真正开始告别人治的历史。半个多世纪来，尽管许多法学研究者坚持“摸象”不止，但更多的人无非是隔岸观“象”或在“象”的旁边擦擦边球，而鲜有“各说异端”的。个中最重要的因素，大概是面对新旧交替之时，“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比如，仅一个“人权”二字，即从闻所未闻、到闻之色变、再到举国公认并写入最新修改的宪法，当中就不知有多少法学研究者视而不见、见而不“摸”、“摸”而不“揣”。
“任何一个新思想新理论，在开始的时候总难被人理解，嫩弱的新芽也总易被人摧折，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规律”(郭道晖《法的时代挑战》)。邓小平有句名言，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正所谓“盲人摸象”。世界各国法治的突飞猛进的事实，已给我们每一个法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学的信念，有为民众争权利理想，有为国家行法治责任，有执着的学术追求的毅力，善于和勇于“盲人摸象”。中国要真正建设成为法治国家，尚要走过一个很长的的路程，我们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和步骤，亦需等待众多的法学研究者们去积极“盲人摸象”，并即时为国家的法治进程“各说异端”。据此，笔者以一孔之见，认为今后的法学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盲人摸象”。
一、法治的建立，离不开“制约权力的法”。中国自古以来，主张“德治”的儒家和崇尚“法治”的法家，几乎都认定人民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而应由具备“管理能力”的统治者来支配，这样的政治观、法治观，可以说是整个东亚国家都还残留的观念。在中国，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在否定法律为“统治工具的法”的同时，对“依法治国”的理解，是依法制约“政府和官僚”？还是依法“管理社会和公民”？在“制约权力的法”当中，谁是“制约权力的法”的主体承担者？谁是“制约权力的法”的抵御力量？中国的民众在“制约权力的法”中又能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怎样形成一个多元结构的市民社会等等，都需要人们去“妄加揣测”、“各说异端”的。
二、法治的建立，离不开司法的“独立、公正”。在还被人称之为“中国的法院是政府里面的法院，而西方的法院是政府旁边的法院”的今天，中国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政府，司法活动的不独立、不公正，一方面造成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进而尽可能远离官府，厌讼之风盛行；另一方面，民众又迫切企盼官员们个个都是“青天大老爷”，以“天理”、“民愤”断案。另外，司法系统的诸多问题如刑讯逼供导致屈打成招；刑事案件中律师代理不足导致被告人权利无从保障；鉴定体制的混乱与腐败导致证据之间的相互冲突；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导致草率断案；部分人员的腐败导致公众对无数司法人员的牺牲奉献精神视若虚伪；政府干预法庭导致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败诉的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理睬导致执行难等等，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们通过“盲人摸象”，“妄自揣测”出适合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公正”，尚任重而道远。
三、法治的建立，需要纠正立法过程中的矛盾与混乱。当前，我国的立法总的趋势是朝着一个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但不可否认，立法仍有成为一个本部门本地区扩大自身利益的良机。比如，法官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起草，教育法由国家教委起草，电信法由信息产业部起草等等，尽管这些法律的起草都征求过其它部门或有关人士的意见，但更多的只是流于一种形式。2003年，河南省一起种子诉讼的案例，轰动一时，不正是由于河南省的地方种子法规与国家种子法的典型冲突的事实吗？而在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律史上，通过研究、比较和协调，为社会提供统一的法律规范，一直是法学家孜孜不倦的重要研究使命。对此，中国的法学研究如何就立法的问题“盲人摸象”，就成为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法治的建立，离不开新闻舆论的法定监督。任何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都离不开一定的监督机制，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掌权者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进而导致腐败。从西方国家新闻监督成为“第四种权力”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的法学研究者如何“摸”出新闻监督对中国实施法治的切实可行的监督途径，是有所作为“妄加揣测、各说异端”的，因为现行新闻媒体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主导观念，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这样的体制已明显无力担当起法治建立过程中的监督使命的。
2003年，非典在神州大地肆虐，解放军第301医院的老教授蒋彦永冲破世俗的束缚，毅然向媒体最先披露实情，为挽疫情于狂澜作出了不朽贡献，此无愧为“盲人摸象”“妄加揣测”之壮举。须知，一个有良知而不敢“妄加揣测”的人，是为沉默的好人；一个有良知而敢于“妄加揣测”的人，是为有良知的勇士。马克思说过：“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盲人摸象”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正是人们“摸”出“新思潮”、“揣测”“新世界”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是我们落实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在法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实践。
通联：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 段兴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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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债券、股票管理的暂行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债券、股票管理的暂行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
为了正确运用债券、股票的形式，筹集社会资金，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避免盲目性，更好地促进我省经济的发展，特对企业债券、股票管理作如下暂行规定。
一、债券是企业发行的有期限的债权证书。债券持有人享有债券规定的按期收回本金和取得利息的权利，没有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不承担企业经营亏损的经济责任。
股票是投入股份企业资本金的凭证，股票持有人享有股份企业章程规定的领取股息、参与分红、参加或监督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在股票金额范围内承担企业经营亏损的经济责任和倒闭的风险。
二、企业用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其投资方向应当符合国家的宏观决策和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符合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好的原则。国营企业可以发行债券，股份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发行股票，企业在发展横向经济联
合中，可将自有资金合资入股。债券、股票的发行对象限于个人和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其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干部和现役军人不得购买股票、参与分红。集资应坚持自愿原则，禁止向任何单位或个人强行摊派。非金融机构不得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经营信贷业务。
三、发行债券、股票的企业，必须是依法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发行债券、股票筹集的资金可用于流动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的规定，同时，要统筹安排好项目投产后按规定应当筹集的自有流动资金。
四、新建企业发行股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该企业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三十。发行债券的企业，债券发行额不得超过本企业自有资产净值，或由具有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以同额资产作担保。
五、参与投资的资金来源，事业单位只能使用本单位节余资金和预算外资金；企业单位只能使用本单位有权自行支配的闲置自有资金，不得运用流动资金和应补充流动资金的自有资金，不得挪用银行、信用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和应上交的税利。
六、企业发行的股票应当记名，不能退股。股票和债券可以通过代理发行的的金融机构办理过户转让，也可以作为向专业银行申请贷款的抵押品。
七、股票可以在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计发股息、红利：
（1）只分红，不付股息。企业依据盈利情况，在保证依法纳税、提留专项基金的条件下，另提分红基金，按照股份比例进行分配，每年分红金额最高不得超过股金的百分之十八。
（2）股息与分红并存。企业按约定利率每年从成本中支付股息，并视盈亏情况决定分红或者不分红。单位集体股的股息不得高于银行公布的单位一年期存款利率；个人股的股息不得高于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个人储蓄存款利率。每年股息和红利的总额最高不得超过股票面额的百分之十? 濉? 八、债券利率不得高于单位在银行定期存款和居民在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同期利率的百分之二十。债券利息按银行利率计付的部分，企业在成本中列支；超过银行利率的部分，在企业税后留利中支付。
九、企业发行债券、股票集资的规模，由各市、地、州人民银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根据承受能力于年初提出年度计划，经当地政府同意后上报省人民银行；省人民银行综合平衡并报经省政府同意后下达各市、地、州掌握。
企业发行债券、股票集资，在十万元以上的，必须报经人民银行批准。企业应事前递交申请书及集资章程、具体办法和经济效率预测资料，交验县或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或批准开业的证书、主管部门同意集资的文件、开户银行出具的企业集资项目的自有资金验资证
明；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还要同时交验法定审批机关准予列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文件；经当地人民银行 （没有人民银行机构的地方，经企业开户的专业银行县支行）审核签注意见后上报，由市、地、州人民银行在省人民银行核准下达的规模计划内逐笔审批，并报省人民银行备案。
十、人民银行对未经批准的集资，有权检查制止，并责令其退还所集资金；对拒不执行的，可通知企业的开户行予以信贷制裁。开户行对集资企业所筹集资金的使用和投资单位投入资金的来源是否正当应进行监督，对违反规定的应退回原资金渠道，对未经人民银行批准的集资，应拒绝
办理结算。
以上规定，自文到之日起执行。各地执行关于集资入股分红、计息，均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今后国务院有新的规定，按国务院的规定执行。
1986年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