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发江门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节育奖励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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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江门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节育奖励办法的通知
江府办［2008］32号
印发江门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节育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江门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节育奖励办法》业经市政府十三届二十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人口计生局反映。
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江门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节育奖励办法
为贯彻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鼓励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促进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广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粤发［2007］12号）有关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对象：从本办法发文之日起，只生育一个孩子或纯生育两个女孩、一方落实了绝育措施、户籍在我市农村的居民夫妻。
二、奖励标准：符合奖励条件的对象，夫妻双方每人每月奖励50元，从一方落实节育措施当月起发放，直至男方年满60周岁、女方年满55周岁，转为按《印发江门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办法的通知》（江府办［2004］53号）有关规定执行。
三、发放办法：节育奖励金按月发放，具体申请、发放办法由市人口计生局、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四、奖励金的筹措：节育奖励金由市本级和各市、区财政按比例承担。市本级承担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的10%，开平市、鹤山市的20%，台山市、恩平市的30%奖励金，其余部分由各市、区承担。
五、奖励对象违反规定再生育的，要退回已经领取的全部节育奖励金。
六、本办法自发文之日实施。《关于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实行节育奖的通知》（江府办［2006］60号）同时废止。凡己按江府办［2006］60号文件领取节育奖的，不补发和退奖。
七、本办法由市人口计生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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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权的行使刍议
樊斌杰
内容提要：任何权利的圆满回复均藉助请求权的行使，而请求权的行使得依赖一定的法律规范。本文通过司法实务中的案例，以揭示请求权行使的技巧，突显请求权选择行使的重要性。
关键词：请求权/行使技巧/法律规范/重要性
请求权是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它在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地位。任何权利，不论是相对权或是绝对权，为发挥其功能，或为回复其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均须藉助请求权的行使。[1]而请求权的行使得依赖于一定的法律规范，此等法律规范，学理上即为请求权规范基础，简称请求权基础。
作为从事法律实务的法律人——律师，自始应确实养成探寻请求权基础的能力。在为当事人解决法律问题之际，须明确支持己方某项请求权的法律规范，知悉其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慎思明辨，探寻可能成立的请求权，选择最有利的请求权而行使，始足维护己方当事人的利益。兹举数例说明之，以突显其行使的重要性。
案例一：2003年4月18日，62岁的马女士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二日游，途中在旅行社指定的饭店用餐时，马女士因地滑跌倒受伤，住院治疗花费医药费3403元。马女士要求旅行社赔偿医药费，旅行社对马女士损伤事实不否认，但认为导游在去用餐时已发现地上比较滑，并向所有游客告示过，当然马女士也不例外。马女士的滑倒跌伤，是因马女士自己疏于注意，旅行社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于是拒绝马女士要求赔偿的请求。但马女士坚持认为，自己与旅行社已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伤是在旅行过程中造成的，旅行社应承担赔偿责任。因双方意见未能一致，马女士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赔偿医药费3403元。
本案例的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马女士选择了违约责任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要求旅行社赔偿医药费3403元。
法院认为，马女士参加旅行社组织的二日游，按规定交了款，双方就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旅行社应对为马女士提供的旅游服务中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负有一定的义务。旅行社对其导游发现地滑后已进行告知的主张，因其未能向法院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故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相应义务。因此，旅行社对马女士伤害的发生应当负主要责任，承担由此造成的马女士的医药费的大部分。马女士本人在旅行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故其应对本人未尽注意义务而造成的伤害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和第十一条“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之规定，判决马女士的医药费3403元，由旅行社赔偿60%即2041.8元，马女士自负40%即1361.2元。马女士不服提起上诉。她认为自己在旅行社组团的旅游途中，是在旅行社指定的饭店用餐时，因地滑跌倒而致伤，旅行社应对其负全部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显属不当。二审法院认为：马女士参加旅行社组团的二日游，并交付了旅游费用，旅行社与马女士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旅行社在其提供的服务过程中，负有保障旅游者人身安全的义务。因旅行社指定用餐的饭店地滑，导致马女士跌倒受伤，系旅行社提供的服务条件存在瑕疵。旅行社称其导游在发现饭店地滑已经提前告知游客，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责任。本案马女士在一审主张的是合同责任，旅行社对其提供的旅游服务过程中导致游客人身损害违反了合同义务，应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全额赔偿马女士的损失。原审法院将本案双方当事人涉诉的合同纠纷确立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由，以侵权责任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显属不当，应予改判。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和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由旅行社赔偿马女士医药费3403元。[2]
案例二：甲、乙系邻居，甲住在乙的后面。2003年6月，乙旧宅翻新，在原有的宅基地上盖新房。由于地势的特殊情况，新房正门在南边，是南门；从南边看是二层，从北边看是三层。当时在盖房过程中，甲以影响生活为由，向政府举报要求政府处理。经过调查，政府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甲、乙就相邻权问题在村委会成员的主持下达成书面调解协议：乙一次性支付甲补偿款5000元，将后窗堵死。但乙并未按照协议堵死后窗。于是，甲向法院起诉乙侵犯甲的相邻权。庭审中，法官到现场进行勘验，并制作勘验笔录，认定地下室窗户未采取任何措施，但对甲不构成侵权。二层虽然没有堵死，但用花玻璃、外面用塑料布固定，透视性差，不能看到甲的院内及室内情况，据此判决不构成侵权。庭审中，就侵权与违约问题展开辩论。甲认为，虽然不能构成侵权，但是双方事先有约定，乙应当按照约定将后窗堵死。乙认为，本案甲的诉讼请求为侵权，乙不存在侵权行为，甲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侵权成立，因此，应当认定甲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庭按甲的请求进行审查，判决甲败诉。[3]
案例三： 按规定，某甲房地产公司应该为胡女士解决一套54平方米的福利房，每平方米的价格为280元，而现如今房产公司预备卖给胡女士一套67.97平方米的商品房，作为遗留问题的补偿，其中的50平方米按照40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剩余的17.97平方米按照105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整套房子共计4.2万多元。1999年3月17日，甲房地产公司与胡女士的儿子陈某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 然而当胡女士拿到钥匙第一次看到新房子的时候，却发现这房子的质量特别差。 面对这样的条件，胡女士还是决定咬咬牙接受下来，可是当她按照正常的程序去土地管理局办理土地使用证时，却发现人家不给她办。理由是土地管理局通过档案查阅过以后，发现这块地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 胡女士了解到甲房地产公司已经卖出的137栋里的36套住房，其他住户也同样办不来土地使用证。甲房地产公司明明知道没有获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就卖房子是不合法的，那么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去办理土地使用证呢？胡女士了解到按照国家规定，只有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才能合法地拥有房地产权，显而易见，如今办不下来土地使用权证也就意味着这房子根本就不属于自己，于是她痛下决心要退掉这套房子。但是房地产公司就是不同意她退，理由是双方履行过的手续不能随便地说退就退。 胡女士说购房合同上明确写到，如果因为甲方的过失造成乙方不能在双方实际交接后的3日起90日之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乙方有权提出退房。而甲房地产公司既不同意退房，又不能使自己拿到土地使用权证，一家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于1999年8月由胡女士的儿子陈某将甲房地产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退房。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甲房地产公司就向法庭提交了房管局出具的一份说明指出胡女士购买的房子根本就不是商品房，而是国有公房。按照有关规定，国有公房拆迁时不需要变更土地使用权。法院采信了这份说明，认为退房的理由不能成立，作出了驳回陈某诉讼请求的判决。 法院承认陈某的房子是商品房，而且陈某所办的手续都是商品房的手续，但法院却以该房属于国有公房作为判决依据，对此，胡女士对法院的判决非常不满。
1999年12月17日，陈某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2000年3月24日，二审法院就这起购房纠纷案下达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消了原判，发回重审。
2000年6月20日，法院重新开庭，审理了陈某购房纠纷案。这次被告方甲房地产公司拿出了2000年4月补办来的《土地使用权证》，由于这份土地使用权证的出现使陈某原来要求退房的理由不能成立了，所以他再次败诉。然而，就在她仔细地翻看那份补办来的直接导致他败诉的土地使用证时，她又发现了新的疑点：这份土地使用权证的地理位置、楼号与她申诉的房屋地址和楼号主体不符。 胡女士认为这样一个地址明显不符的土地使用证，不应该具备法律效力。
2000年9月16日，陈某再次就这起购房纠纷案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2000年11月24日，二审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这起引人注目的购房纠纷案。这次开庭法庭也承认甲房地产公司补办来的《土地使用证》地址与真实的地址不一致，但是法庭认为只要甲房地产公司能够补办来真实的《土地使用证》仍然还是有效的。 果然，房地产公司在庭后补来了更改的《土地使用证》，该土地证与陈某购买的房屋地址和楼号主体相符。原来，地址不一致，只是办证过程中的一个失误，也就是说那份修改的土地使用证是真实有效的。
据此，2000年12月22日，二审法院对这起历时3年，经过4审的购房纠纷案做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了陈某的上诉，维持原判，对于终审这样的判决胡女士感到无法接受。 四年来胡女士一家为打这场官司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前后四场官司，提交两次诉讼费，再加上其它开销，已经花掉两万多块钱。[4]
前揭案例一，一、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一审法院审理时偏离了原告的请求，错误地适用了请求权规范，将原告请求的违约责任赔偿确立为侵权责任赔偿。因一审法院未注意当事人的选择，而适用了侵权责任，自然就错了。二审法院根据原告的请求适用合同责任规范，全部支持了原告的请求。
前揭案例二，原告既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请求违约责任，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之规定请求侵权责任。因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侵权成立，原告的请求被驳回。如果原告依协议，请求违约责任，要求被告将后窗堵死，原告的请求就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前揭案例三，陈某在诉讼过程当中，提出的请求是要求给他退房。退房的理由从案件资料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一个是房子质量不合格，再一个是没有土地使用权证。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他提出这两项请求所依据的证据能不能把握，比如说土地使用权证，他可能觉得在法律上对他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最后人家给他办下来了。在诉讼过程中办下来了，法院就不能说因这个土地使用权证有问题有瑕疵，就足以导致它无效，因该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无效合同的规定，因此也就不能轻易地解除他这个合同。只要它已经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该商品房购销合同也就有效了。究其原因，强制性规范分为效率力性的强制性规范与取缔性的强制性规范，且“前者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后者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合同方为无效。违反取缔性的强制性规范，合同效力一般不受影响。[5]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就是房屋的质量是不是达到了他无法居住，一定要退房的程度即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要件。围绕着这个理由，他又要寻找一些证据去证明，这个问题对于陈某这个当事人来讲举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样，他就很难打赢这场官司。但从案件材料看，他当时提出开发商违约可能比提出房产证违法要好得多，因为合同当中规定得很清楚，甲房地产公司必须在交房3日以后90日以内把房地产权属证给他拿下来，拿不下来就是违反合同的约定，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因为甲房地产公司违约了，他可要求甲房地产公司解除合同。如果他以合同约定的退房条件为事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为依据提出违约诉讼请求，那么在法庭上即便当时甲房地产公司拿出来了土地使用权证，但是由于在合同里面约定的是“不能在双方实际交接后的3日起90日之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乙方有权提出退方”，可是现在早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期限了，所以不管它拿出什么证据它都是违约了。而且这个合同当中，对违约责任规定是很明确的，它没有办下来就可以退房，因此从这个合同规定本身来讲它的诉讼请求合法性就很强，法院就会支持他。但是他提出来房产证违法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讲它有瑕疵有错误，法官就按照他这个思路往下去深入，进行审理而不会去考虑其他的内容，他导致败诉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上述案件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打官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技巧，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诉讼请求，明确“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不同的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内容各有不同，此在诉讼上特为重要，作为律师更须慎思明辨。
参考文献
[1] 王泽鉴著：《民法总论》第9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2] 史友兴：违约侵权都是理索赔得会挑理，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10日）正义周刊。
[3] 娄本清，从本案看选择诉讼请求的重要性。《法律图书馆》网站。
[4] 《今日说法》，退房，2003年6月19日。
[5]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74页，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三版。
作者单位：江西东太律师事务所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殊制度，它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程序简便等优势，对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执行和解使得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执行程序中得到充分的尊重，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民事执行和解的概念
民事执行和解是在民事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当事人在自愿平等的前提下，就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立的权利义务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后中止或终结执行程序的制度。因此，它既是一项制度，又是当事人处分自己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的行为。
二、民事执行和解的特征
1．执行和解发生于执行过程中，在执行开始前及执行结束后均不存在执行和解。
2．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是与调解的根本区别。
3．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阻却申请执行期限的功能，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
4．执行和解是一种结案方式，在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八十七条中“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规定及《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中“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结案。
三、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存在的缺陷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和规定中，关于民事执行和解部分的规定很少，可以说是相当的粗糙，导致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人民法院不能参与执行和解协商过程的规定与现实需求及具体实践相悖。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是不参与具体的和解协商过程的。而实践中，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当事人，特别是权利人主动向对方寻求和解的愿望并不高；或者在有些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存在和解的意愿，但是基于无法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和协商，或者不信任对方，无法接受对方的和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执行法院的介入，执行和解根本无法形成。而且事实上，多数执行和解的成功案例也是和执行人员的说服工作分不开的。
2．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或期间无任何限制导致诸多弊端。
和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拒不履行该协议或者在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期满后，一方当事人仍未履约的，在执行期满前当事人是否可以再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这个问题，现行相关法律并没有任何规定，同时也没有类似于执行担保中暂缓执行期限不得超过1年的规定，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从理论上，当事人可以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然后又不停地反悔，而法律对此是不能加以干预的，这必然造成如下几个弊端：一是有些当事人往往假借和解，恶意拖讼，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讼累；二是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如上所述，当事人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又不停地违反，必然也就延长了案件的结案时间，导致案件的积累，由此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三是助长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懈怠态度，由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中止执行申请期限，债权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则不必担心超出执行申请期限，这不利于当事人谨慎善意地行使权利，更不利于民事纠纷的及时平息。
3．某些执行和解制度的具体操作规则不明确。
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是否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立即解除或停止，这个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在立法上未作规定；二是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都没有明确规定。但由于和解协议的实质是变更了原来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对国家意志的改变，作为国家代表的人民法院显然不能置身事外。
四、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
1．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参与民事执行和解过程中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当前实际出发，根据现实的需要，人民法院应当参与执行和解的协商过程，但是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执行法官在不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可以配合或者促成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有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建议，人民法院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侵害，人民法院参与执行和解工作分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和解方案，经执行法院交由另一方当事人接受。此时法院充当的只是和解方案的媒介，并没有介入自己的意思；二是双方当事人要求执行法院提出执行方案并自愿接受。此时，执行法院基于协调双方利益的立场，代为拟定和解方案，起到促成和解的作用，因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该方案，故也不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2．针对因多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导致执行期限不当延长的情况，完全可以从现行立法中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就执行和解的期限问题可以参照执行担保的有关规定。从某种角度看，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具有一致的功能或者目的，即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履行。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八条中“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暂缓执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可以参照其限定执行和解协议的时间或者协议履行期间，当然时间未必一定为一年，具体时间可以参考现实状况而定。
3．在执行工作中，债务人往往在法院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其财产之后才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那么在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内，法院是否应解除对债权人财产的强制措施呢？若不解除，似与执行和解的性质不符；若解除，而债务人借和解协议拖延时间、转移财产，又如何能保证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财产保全的目的在于保障债务的履行，在债务未履行前，财产保全不应解除，直到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或者原生效法律文书内容强制执行完毕，案件终结后才可解除；而且笔者认为，不解除财产保全与执行和解并不冲突，因为二者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即保证案件的顺利进行，因此不能认为财产保全是对执行和解的否定。
4．关于如何防止当事人任意违反和解协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并且在《意见》第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具体办法。但是该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是否适用于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二是通过协议约定违反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但是这似乎与现行法律规定是相矛盾的，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在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唯一的救济手段就是申请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就意味着该执行协议自然无效，既然如此，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自然也就无效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因和解协议的无效而丧失。
（作者单位：河南省嵩县人民法院）
樊斌杰
内容提要：任何权利的圆满回复均藉助请求权的行使，而请求权的行使得依赖一定的法律规范。本文通过司法实务中的案例，以揭示请求权行使的技巧，突显请求权选择行使的重要性。
关键词：请求权/行使技巧/法律规范/重要性
请求权是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它在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地位。任何权利，不论是相对权或是绝对权，为发挥其功能，或为回复其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均须藉助请求权的行使。[1]而请求权的行使得依赖于一定的法律规范，此等法律规范，学理上即为请求权规范基础，简称请求权基础。
作为从事法律实务的法律人——律师，自始应确实养成探寻请求权基础的能力。在为当事人解决法律问题之际，须明确支持己方某项请求权的法律规范，知悉其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慎思明辨，探寻可能成立的请求权，选择最有利的请求权而行使，始足维护己方当事人的利益。兹举数例说明之，以突显其行使的重要性。
案例一：2003年4月18日，62岁的马女士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二日游，途中在旅行社指定的饭店用餐时，马女士因地滑跌倒受伤，住院治疗花费医药费3403元。马女士要求旅行社赔偿医药费，旅行社对马女士损伤事实不否认，但认为导游在去用餐时已发现地上比较滑，并向所有游客告示过，当然马女士也不例外。马女士的滑倒跌伤，是因马女士自己疏于注意，旅行社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于是拒绝马女士要求赔偿的请求。但马女士坚持认为，自己与旅行社已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伤是在旅行过程中造成的，旅行社应承担赔偿责任。因双方意见未能一致，马女士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赔偿医药费3403元。
本案例的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马女士选择了违约责任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要求旅行社赔偿医药费3403元。
法院认为，马女士参加旅行社组织的二日游，按规定交了款，双方就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旅行社应对为马女士提供的旅游服务中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负有一定的义务。旅行社对其导游发现地滑后已进行告知的主张，因其未能向法院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故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相应义务。因此，旅行社对马女士伤害的发生应当负主要责任，承担由此造成的马女士的医药费的大部分。马女士本人在旅行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故其应对本人未尽注意义务而造成的伤害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和第十一条“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之规定，判决马女士的医药费3403元，由旅行社赔偿60%即2041.8元，马女士自负40%即1361.2元。马女士不服提起上诉。她认为自己在旅行社组团的旅游途中，是在旅行社指定的饭店用餐时，因地滑跌倒而致伤，旅行社应对其负全部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显属不当。二审法院认为：马女士参加旅行社组团的二日游，并交付了旅游费用，旅行社与马女士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旅行社在其提供的服务过程中，负有保障旅游者人身安全的义务。因旅行社指定用餐的饭店地滑，导致马女士跌倒受伤，系旅行社提供的服务条件存在瑕疵。旅行社称其导游在发现饭店地滑已经提前告知游客，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责任。本案马女士在一审主张的是合同责任，旅行社对其提供的旅游服务过程中导致游客人身损害违反了合同义务，应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全额赔偿马女士的损失。原审法院将本案双方当事人涉诉的合同纠纷确立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由，以侵权责任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显属不当，应予改判。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和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由旅行社赔偿马女士医药费3403元。[2]
案例二：甲、乙系邻居，甲住在乙的后面。2003年6月，乙旧宅翻新，在原有的宅基地上盖新房。由于地势的特殊情况，新房正门在南边，是南门；从南边看是二层，从北边看是三层。当时在盖房过程中，甲以影响生活为由，向政府举报要求政府处理。经过调查，政府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甲、乙就相邻权问题在村委会成员的主持下达成书面调解协议：乙一次性支付甲补偿款5000元，将后窗堵死。但乙并未按照协议堵死后窗。于是，甲向法院起诉乙侵犯甲的相邻权。庭审中，法官到现场进行勘验，并制作勘验笔录，认定地下室窗户未采取任何措施，但对甲不构成侵权。二层虽然没有堵死，但用花玻璃、外面用塑料布固定，透视性差，不能看到甲的院内及室内情况，据此判决不构成侵权。庭审中，就侵权与违约问题展开辩论。甲认为，虽然不能构成侵权，但是双方事先有约定，乙应当按照约定将后窗堵死。乙认为，本案甲的诉讼请求为侵权，乙不存在侵权行为，甲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侵权成立，因此，应当认定甲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庭按甲的请求进行审查，判决甲败诉。[3]
案例三： 按规定，某甲房地产公司应该为胡女士解决一套54平方米的福利房，每平方米的价格为280元，而现如今房产公司预备卖给胡女士一套67.97平方米的商品房，作为遗留问题的补偿，其中的50平方米按照40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剩余的17.97平方米按照105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整套房子共计4.2万多元。1999年3月17日，甲房地产公司与胡女士的儿子陈某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 然而当胡女士拿到钥匙第一次看到新房子的时候，却发现这房子的质量特别差。 面对这样的条件，胡女士还是决定咬咬牙接受下来，可是当她按照正常的程序去土地管理局办理土地使用证时，却发现人家不给她办。理由是土地管理局通过档案查阅过以后，发现这块地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 胡女士了解到甲房地产公司已经卖出的137栋里的36套住房，其他住户也同样办不来土地使用证。甲房地产公司明明知道没有获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就卖房子是不合法的，那么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去办理土地使用证呢？胡女士了解到按照国家规定，只有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才能合法地拥有房地产权，显而易见，如今办不下来土地使用权证也就意味着这房子根本就不属于自己，于是她痛下决心要退掉这套房子。但是房地产公司就是不同意她退，理由是双方履行过的手续不能随便地说退就退。 胡女士说购房合同上明确写到，如果因为甲方的过失造成乙方不能在双方实际交接后的3日起90日之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乙方有权提出退房。而甲房地产公司既不同意退房，又不能使自己拿到土地使用权证，一家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于1999年8月由胡女士的儿子陈某将甲房地产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退房。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甲房地产公司就向法庭提交了房管局出具的一份说明指出胡女士购买的房子根本就不是商品房，而是国有公房。按照有关规定，国有公房拆迁时不需要变更土地使用权。法院采信了这份说明，认为退房的理由不能成立，作出了驳回陈某诉讼请求的判决。 法院承认陈某的房子是商品房，而且陈某所办的手续都是商品房的手续，但法院却以该房属于国有公房作为判决依据，对此，胡女士对法院的判决非常不满。
1999年12月17日，陈某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2000年3月24日，二审法院就这起购房纠纷案下达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消了原判，发回重审。
2000年6月20日，法院重新开庭，审理了陈某购房纠纷案。这次被告方甲房地产公司拿出了2000年4月补办来的《土地使用权证》，由于这份土地使用权证的出现使陈某原来要求退房的理由不能成立了，所以他再次败诉。然而，就在她仔细地翻看那份补办来的直接导致他败诉的土地使用证时，她又发现了新的疑点：这份土地使用权证的地理位置、楼号与她申诉的房屋地址和楼号主体不符。 胡女士认为这样一个地址明显不符的土地使用证，不应该具备法律效力。
2000年9月16日，陈某再次就这起购房纠纷案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2000年11月24日，二审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这起引人注目的购房纠纷案。这次开庭法庭也承认甲房地产公司补办来的《土地使用证》地址与真实的地址不一致，但是法庭认为只要甲房地产公司能够补办来真实的《土地使用证》仍然还是有效的。 果然，房地产公司在庭后补来了更改的《土地使用证》，该土地证与陈某购买的房屋地址和楼号主体相符。原来，地址不一致，只是办证过程中的一个失误，也就是说那份修改的土地使用证是真实有效的。
据此，2000年12月22日，二审法院对这起历时3年，经过4审的购房纠纷案做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了陈某的上诉，维持原判，对于终审这样的判决胡女士感到无法接受。 四年来胡女士一家为打这场官司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前后四场官司，提交两次诉讼费，再加上其它开销，已经花掉两万多块钱。[4]
前揭案例一，一、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一审法院审理时偏离了原告的请求，错误地适用了请求权规范，将原告请求的违约责任赔偿确立为侵权责任赔偿。因一审法院未注意当事人的选择，而适用了侵权责任，自然就错了。二审法院根据原告的请求适用合同责任规范，全部支持了原告的请求。
前揭案例二，原告既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请求违约责任，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之规定请求侵权责任。因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侵权成立，原告的请求被驳回。如果原告依协议，请求违约责任，要求被告将后窗堵死，原告的请求就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前揭案例三，陈某在诉讼过程当中，提出的请求是要求给他退房。退房的理由从案件资料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一个是房子质量不合格，再一个是没有土地使用权证。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他提出这两项请求所依据的证据能不能把握，比如说土地使用权证，他可能觉得在法律上对他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最后人家给他办下来了。在诉讼过程中办下来了，法院就不能说因这个土地使用权证有问题有瑕疵，就足以导致它无效，因该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无效合同的规定，因此也就不能轻易地解除他这个合同。只要它已经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该商品房购销合同也就有效了。究其原因，强制性规范分为效率力性的强制性规范与取缔性的强制性规范，且“前者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后者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合同方为无效。违反取缔性的强制性规范，合同效力一般不受影响。[5]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就是房屋的质量是不是达到了他无法居住，一定要退房的程度即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要件。围绕着这个理由，他又要寻找一些证据去证明，这个问题对于陈某这个当事人来讲举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样，他就很难打赢这场官司。但从案件材料看，他当时提出开发商违约可能比提出房产证违法要好得多，因为合同当中规定得很清楚，甲房地产公司必须在交房3日以后90日以内把房地产权属证给他拿下来，拿不下来就是违反合同的约定，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因为甲房地产公司违约了，他可要求甲房地产公司解除合同。如果他以合同约定的退房条件为事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为依据提出违约诉讼请求，那么在法庭上即便当时甲房地产公司拿出来了土地使用权证，但是由于在合同里面约定的是“不能在双方实际交接后的3日起90日之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乙方有权提出退方”，可是现在早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期限了，所以不管它拿出什么证据它都是违约了。而且这个合同当中，对违约责任规定是很明确的，它没有办下来就可以退房，因此从这个合同规定本身来讲它的诉讼请求合法性就很强，法院就会支持他。但是他提出来房产证违法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讲它有瑕疵有错误，法官就按照他这个思路往下去深入，进行审理而不会去考虑其他的内容，他导致败诉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上述案件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打官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技巧，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诉讼请求，明确“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不同的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内容各有不同，此在诉讼上特为重要，作为律师更须慎思明辨。
参考文献
[1] 王泽鉴著：《民法总论》第9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2] 史友兴：违约侵权都是理索赔得会挑理，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10日）正义周刊。
[3] 娄本清，从本案看选择诉讼请求的重要性。《法律图书馆》网站。
[4] 《今日说法》，退房，2003年6月19日。
[5]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74页，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三版。
作者单位：江西东太律师事务所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殊制度，它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程序简便等优势，对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执行和解使得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执行程序中得到充分的尊重，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民事执行和解的概念
民事执行和解是在民事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当事人在自愿平等的前提下，就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立的权利义务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后中止或终结执行程序的制度。因此，它既是一项制度，又是当事人处分自己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的行为。
二、民事执行和解的特征
1．执行和解发生于执行过程中，在执行开始前及执行结束后均不存在执行和解。
2．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是与调解的根本区别。
3．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阻却申请执行期限的功能，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
4．执行和解是一种结案方式，在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八十七条中“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规定及《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中“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结案。
三、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存在的缺陷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和规定中，关于民事执行和解部分的规定很少，可以说是相当的粗糙，导致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人民法院不能参与执行和解协商过程的规定与现实需求及具体实践相悖。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是不参与具体的和解协商过程的。而实践中，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当事人，特别是权利人主动向对方寻求和解的愿望并不高；或者在有些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存在和解的意愿，但是基于无法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和协商，或者不信任对方，无法接受对方的和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执行法院的介入，执行和解根本无法形成。而且事实上，多数执行和解的成功案例也是和执行人员的说服工作分不开的。
2．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或期间无任何限制导致诸多弊端。
和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拒不履行该协议或者在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期满后，一方当事人仍未履约的，在执行期满前当事人是否可以再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这个问题，现行相关法律并没有任何规定，同时也没有类似于执行担保中暂缓执行期限不得超过1年的规定，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从理论上，当事人可以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然后又不停地反悔，而法律对此是不能加以干预的，这必然造成如下几个弊端：一是有些当事人往往假借和解，恶意拖讼，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讼累；二是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如上所述，当事人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又不停地违反，必然也就延长了案件的结案时间，导致案件的积累，由此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三是助长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懈怠态度，由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中止执行申请期限，债权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则不必担心超出执行申请期限，这不利于当事人谨慎善意地行使权利，更不利于民事纠纷的及时平息。
3．某些执行和解制度的具体操作规则不明确。
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是否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立即解除或停止，这个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在立法上未作规定；二是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都没有明确规定。但由于和解协议的实质是变更了原来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对国家意志的改变，作为国家代表的人民法院显然不能置身事外。
四、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
1．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参与民事执行和解过程中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当前实际出发，根据现实的需要，人民法院应当参与执行和解的协商过程，但是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执行法官在不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可以配合或者促成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有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建议，人民法院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侵害，人民法院参与执行和解工作分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和解方案，经执行法院交由另一方当事人接受。此时法院充当的只是和解方案的媒介，并没有介入自己的意思；二是双方当事人要求执行法院提出执行方案并自愿接受。此时，执行法院基于协调双方利益的立场，代为拟定和解方案，起到促成和解的作用，因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该方案，故也不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2．针对因多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导致执行期限不当延长的情况，完全可以从现行立法中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就执行和解的期限问题可以参照执行担保的有关规定。从某种角度看，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具有一致的功能或者目的，即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履行。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八条中“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暂缓执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可以参照其限定执行和解协议的时间或者协议履行期间，当然时间未必一定为一年，具体时间可以参考现实状况而定。
3．在执行工作中，债务人往往在法院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其财产之后才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那么在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内，法院是否应解除对债权人财产的强制措施呢？若不解除，似与执行和解的性质不符；若解除，而债务人借和解协议拖延时间、转移财产，又如何能保证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财产保全的目的在于保障债务的履行，在债务未履行前，财产保全不应解除，直到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或者原生效法律文书内容强制执行完毕，案件终结后才可解除；而且笔者认为，不解除财产保全与执行和解并不冲突，因为二者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即保证案件的顺利进行，因此不能认为财产保全是对执行和解的否定。
4．关于如何防止当事人任意违反和解协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并且在《意见》第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具体办法。但是该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是否适用于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二是通过协议约定违反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但是这似乎与现行法律规定是相矛盾的，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在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唯一的救济手段就是申请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就意味着该执行协议自然无效，既然如此，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自然也就无效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因和解协议的无效而丧失。
（作者单位：河南省嵩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