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湖流域加快推行清洁生产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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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湖流域加快推行清洁生产的指导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太湖流域加快推行清洁生产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节［2009］104号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江苏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为落实《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改善太湖流域水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72号），现就推进太湖流域工业和通信业清洁生产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推行清洁生产是太湖流域污染治理的根本性措施
太湖流域综合治理区企业众多，工业比重高达60%，污染排放大，工业废水排放量占综合治理区废水排放总量的65%以上，工业废水COD、氨氮、总氮排放量分别占太湖流域主要水污染排放量的30%、34%和29%。改善太湖流域水环境，在加强工业污染末端治理的同时，必须推行清洁生产，注重污染预防，从源头和全过程减少工业污染物的产生。
实施清洁生产，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选用、生产过程控制、废物综合利用等环节，全面考虑节约资源能源、减少废物产生的要求，不仅可节能减排，有效控制环境污染，而且可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工业和通信业行业推行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排放，对促进产业技术和管理升级，促进太湖流域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实现该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加强政策引导，注重制度创新，规范企业管理，加快技术升级，强化宣传培训，推动企业建立内部持续推行清洁生产的机制，开展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全面提高太湖流域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促进太湖流域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并为其它地区推行清洁生产提供借鉴。
（二）主要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推进的原则。企业是实施清洁生产的主体，要强化企业责任意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提供支持和服务。
坚持突出重点和全面推进相结合的原则。以重点行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纺织染整业）、重点企业（年综合能耗5000吨标煤以上企业、年取水量30万立方米以上企业、重点污染源监控企业）为重点，采取宣传动员、加强培训、目标考核、表彰奖励等多种方式重点推进；鼓励、引导其他企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
坚持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并用的原则。充分发挥强制性审核的约束作用，强化公众监督。依法落实有关政策，逐步建立促进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
（三）实施目标
到2012年，符合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条件的工业和通信业企业全部实施一轮清洁生产审核，其他企业依法开展自愿清洁生产审核。力争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中70%的企业能够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有较大提高。
三、太湖流域推行清洁生产的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统筹规划、有序推进。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以下简称“两省一市”）工业和通信业主管部门要根据企业达标排放、使用有毒有害物质，以及污水产生和排放等情况，组织制定清洁生产规划。区分轻重缓急，制定清洁生产审核分年度计划，并根据审核情况，组织编制项目改造计划。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公布强制性审核企业名单，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宣传培训力度，全面推进清洁生产。
（二）建立持续开展清洁生产的机制。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清洁生产主体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制定清洁生产中长期规划、年度目标、企业清洁生产管理办法，建立清洁生产组织机构，配备相关专职人员，对员工开展清洁生产培训，建立内部表彰奖励机制等，按计划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持续开展清洁生产。
（三）加快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企业在技术改造过程中要优先采用国家发布的清洁生产技术。“两省一市”要对太湖流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清洁生产改造项目加大投资支持力度，组织开展清洁生产试点示范，核实示范项目的成效，引导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技术在行业内全面推广。
（四）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两省一市”工业和通信业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支持企业实施清洁生产项目。同时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设立清洁生产专项资金，保障资金使用额度，并逐年增加。各地要将企业清洁生产中高费项目优先纳入区域、流域污染治理规划。各地安排技术改造、节能减排项目要优先考虑清洁生产项目。要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和衔接，将企业清洁生产中高费项目列入绿色信贷支持计划，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发放贷款。申报各级政府资金补助的清洁生产项目，必须是企业经清洁生产审核提出并通过清洁生产主管部门验收的项目，或者利用国家推荐的清洁生产技术进行改造的项目。对于自愿审核、实施清洁生产方案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企业，应进行表彰，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布其名单及有关成果。
（五）实行严格的项目准入政策。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和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太湖流域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应高于其它地区，新建、改建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时，除满足其它政策标准等有关要求外，其指标不应低于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水平。
（六）加大清洁生产审核监督管理。“两省一市”工业和通信业主管部门，要加大对工业和通信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全过程监管，严把审核质量关。对强制性审核企业，要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强制性审核程序，督促其公布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并在规定时间内实施。对自愿开展审核的企业，要会同有关部门督促其项目按计划实施。建立清洁生产信息系统，向社会提供清洁生产方法和技术、可再生利用的废物供求及清洁生产政策等信息。编制有关行业清洁生产指南和技术手册，指导清洁生产的实施。加强对技术咨询服务机构的指导，定期公布咨询机构审核业绩，建立优胜劣汰机制。
（七）“两省一市”工业和通信业主管部门要制定有利于工业及通信业实施清洁生产的产品资源消耗定额标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探索建立超定额消耗资源累计加价机制，推动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和污染治理的价格机制。
（八）探索建立污染物减排激励机制。对清洁生产达标排放企业，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与企业签订进一步节能减排协议，加大政府资金支持，引导企业落实协议中的技术改造项目。鼓励地方探索污染防治市场化模式，大力发展节能减排专业化公司，鼓励第三方对污染防治项目进行建设和运营。
（九）加强宣传培训。要将清洁生产作为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抓手，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深入宣传报道。加大对工业及通信业企业培训和指导力度，全面普及清洁生产知识，引导行业协会、咨询机构开展清洁生产服务，支持行业协会和清洁生产咨询服务机构开展清洁生产经验交流或技术研讨等活动。
四、加强组织管理，全面落实各项任务和措施
“两省一市”工业和通信业主管部门是落实太湖流域推行清洁生产各项任务和目标的责任主体，要将工作目标、具体任务细化分解到市、县或区，建立责任明确、分级负责、共同推进的管理体系。要加强组织协调和指导，落实有关政策措施，督促任务进展。要建立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制，加强监督检查，定期通报执行情况；建立年终考核与奖惩相结合的考核机制。“两省一市”工业和通信业主管部门应在每年12月底前将当年任务完成情况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九日
南京市城乡经济联合管理办法
江苏省南京市政府
南京市城乡经济联合管理办法
南京市政府
为了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城乡一体、兴工强农”的发展战略，推动全市城乡经济联合向深度、广度发展，特对城乡经济联合提出如下管理办法。
一、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职责范围
1、负责编制全市城乡经济联合总体规划，掌握全市城乡经济联合工作动态，指导城乡经济联合工作。
2、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城乡经济联合政策和实施细则，并组织落实。
3、负责审批市批城乡联合企业。
4、协同有关部门审批安排城乡联合实施环保搬迁及退二进三城市企业的布点，协同安排市重点产品扩散和配套的布点。
5、负责确定、管理城乡联合重点项目。
6、负责协调解决城乡经济联合及联营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二、城乡联合企业及联营项目的管理
7、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负责审批总投资在1200万元以上的城乡联合企业（含县区与乡镇联合企业），以及环保搬迁、退二井三搬迁的联合企业。
8、各县区负责审批投资总额在1200万元以内的城乡联合企业（含县区与乡镇联合企业），并抄报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备案。
9、申报城乡联合企业须附有正式联合协议，经审定批准的新办城乡联合企业，视同该项目立项。新办城乡联合企业在界定资产来源、明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尽可能依法组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
10、各县区明确城乡联合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本地区的城乡联合工作及联营项目的管理。
11、建立城乡联合汇报制度，各县区职能部门定期向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书面汇报本地区城乡经济联合有关情况。
三、城乡联合重点项目的管理
12、按照择优起步、滚动发展的原则，每年选择一批较好的城乡联营项目列为重点，实行Ａ、Ｂ、Ｃ分类管理。Ａ类项目为当年竣工项目；Ｂ类项目为当年在建项目；Ｃ类项目为准备项目。
13、每年排出一批Ａ类项目，由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负责跟踪、服务、考核。
14、城乡联营Ａ类项目标准：
（1）新办的城乡紧密型联合企业，或是城乡紧密型联合企业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且有利于城乡产业结构的调整；
（2）当年竣工的项目；
（3）持有联合企业批文和项目可行性报告批文；
（4）项目内容符合下列一项：
投资总额在300万元以上，投入产出比达1∶2．5以上，产值利税率达10％以上；
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填补我市空白；
产品50％以上出口创汇。
15、城乡联营Ａ类项目，由县区城乡经济联合管理部门按标准提出意见，报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审定确认后公布。
16、城乡联营Ａ类项目列入市目标管理，并分别按基建、技改、技术开发、科技攻关等对口纳入市计委、经委、科委等部门的年度实施计划。
17、城乡联营Ｂ类项目，为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在建项目，第二年可优先转为Ａ类项目。
四、推进城乡经济联合的政策措施
18、新办城乡联营企业用地，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基础上，按乡企业用地办理手续。荒地、非耕地免交各项税费。城乡联营Ａ类项目在办理规划手续时，可免交基础设施费、规划管理费、基建验收费、人防费和质检费。
19、各级审批的城乡联营项目竣工投产后，其交纳的地方税收（含增值税地方分成部分），由同级政府确定，享受一年地方财政返还的优惠；城乡联营Ａ类项目，享受两年地方财政返还的优惠。
20、城乡联营Ａ类项目在规划、土地使用、水电增容、资金配套等方面，有关部门应予以重点倾斜和积极扶持。
21、城乡联营Ａ类项目，享受市城乡联合发展基金的扶持。
22、城市企事业单位从城乡联营企业分回的税后利润，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94）009号有关规定执行。对联营企业从事“一技带三技”的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内的，可按照财税字（94）001号规定执行。
五、城乡联合发展基金的管理
23、市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作为城乡联合发展基金，用于扶持城乡联营Ａ类项目。
24、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设立专用帐户，负责管理、使用市城乡联合发展基金。
25、市城乡联合发展基金按市和县郊1∶1配套扶持城乡联营Ａ类项目。每年由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安排意见，市财政局负责资金的发放与回收。
26、城乡联合发展基金实行有偿使用，使用期一般为一年，月资金占用费为千分之五。各县区负责资金的配套和按期归还。凡不按规定配套和归还资金的县区，市不再安排其使用城乡联合发展基金。
六、对城乡联营Ａ类项目责任人的考核奖惩
27、城乡联营Ａ类项目按竣工验收、经济效益达标两个阶段进行考核。
28、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与Ａ类项目的乡镇和城市双方负责人签订项目承包合同书，并按合同书进行考核。双方承包人分别向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交纳500元风险抵押金。
29、城乡联营Ａ类项目按期竣工，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返还承包人全部风险抵押金；城乡联营Ａ类项目按期达到预期效益，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一次性奖励城乡双方承包人各500元。
30、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每年对县区城乡联合工作进行一次综合考核，对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七、附则
31、本办法自1995年1月1日起实行，原颁发的《南京市城乡经济联合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32、本办法由市城乡经济联合协调办公室负责解释。
1995年7月15日
试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
李飞
一.立法背景及概述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在这次修正案中针对社会中突显出的各种犯罪问题增加了许多新的罪名及相关规定，如针对证券交易中“老鼠仓”问题；增设“组织领导传销罪”；增设“非法获取、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等。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修正案第十三条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
近年来，我国查处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中，领导干部身边的如配偶、子女和情人等参与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而现行刑法对此有无相应规制。基于此，又为协调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要求，《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定罪处罚”。本罪名突破了传统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受贿罪对犯罪主体规定的缺陷。
二．关于此罪主体争议的几点看法
本罪名的犯罪主体主要包括三类：（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目前来看，存在争议的有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二是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以下试分述之。
（一）“近亲属”的认定应以刑诉法为准。
由于我国刑法并未明文规定近亲属的范围，而“刑修七”颁布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此尚无进行解释，理论界对此存在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上的近亲属的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之规定，近亲属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另一种见解认为，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的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很明显，后者近亲属的范围大于前者。笔者认为，考虑到民法和刑法本身的性质和价值取向不同：前者是私法、任意法，着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后者是公法、强制法，任务在于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法益。后者涉及到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调整，加之刑法的保障人权机能要求限制刑罚权的启动，因此对于刑法中概念的界定不可不慎重。另外，国家追惩犯罪的实现需要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互配合，刑诉法是程序法，因此，唯有刑法中的概念与刑诉法中的概念相协调一致，方能有效实现国家司法权，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前者的意见更加妥当。
（二）起实质影响的“关系密切人”方可构此罪。
在“刑修七”之前，出现了所谓“特定关系人”的提法，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在界定关系密切人的概念中，该意见应当值得借鉴。该意见第11条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在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行的“刑修七”座谈会上，著名刑法学者王作富教授在该意见的基础上对关系密切人的概念做了更加详尽的阐释。他指出：“关系密切的人主要指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男女双方存在着正常或不正常的感情关系，表现亲密，超出一般同志关系；第二种是近亲属之外的亲戚朋友，因为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关系从而形成密切关系的人；第三种是因为情趣相投而形成密切关系的人，如酒友、棋友、牌友等等。” 笔者以为，上述对关系密切人范围的概括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形式上进行列举，未能把握此概念的核心，作出实质性的定义。本罪名称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顾名思义，本罪的主体是凭借其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一定关系，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能给行贿人带来好处来收取行贿人的贿赂。本罪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一定关系仅是表象，实质上说，构成本罪主体的一定是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决策产生实质影响的人。否则，本罪名与诈骗罪就无法区别开来。因为现实上存在一种情况，行为人打着是某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的旗号（事实上确实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允诺为他人办事而受贿或索贿。但实际上行为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感情早已破裂，换言之，行为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影响该国家工作人员使其为行贿者谋取不法利益。那么该行为人就只能构成诈骗罪，而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此笔者以为，所谓关系密切的人，形式上看，可以列举为如情妇、挚友以及其他存在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但实质上，是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决策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的人。这种混合式的定义方法，有助于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
（三）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排除在此罪主体之外。
这也是本罪名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之争。首先，笔者不赞成否定说的基本观点。正如前述，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三种类型。除了最后一种以外，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本罪主体，换句话说，每个个体都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也即拥有着多重的身份。即便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也完全有可能本身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既是国家工作人员又是近亲属的情况并非罕见和不能想象。因此，否定国家工作人员成为本罪主体的观点是与法律明文规定不相符的，是违背罪刑法定的。其次，折中说看来，肯定说和否定说都是比较草率的结论。 论者将影响力按来源不同区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前者来源于行为人因职务、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后者来源于行为人自身的因素，如品格、才能、情感等。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工作人员既可能拥有权力性影响力，也可能拥有非权力影响力，当其运用非权力性影响力而收受财物时，便构成本罪，反之，则符合斡旋受贿的犯罪构成，构成普通受贿罪。笔者反对这种观点，而支持肯定说。原因在于折中说的按照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的性质（权力性还是非权力性）来区分，是缺少法律依据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的犯罪构成有着相似之处，表现在都存在一个三方的关系，即利用者（受贿人）—被利用者（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具体说来，即受贿者利用其对被利用者的影响力来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来收受贿赂时，实际上是同时触犯了普通受贿罪（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两个罪名，因为这二者侵犯了同一法益，因此这种情形应属于法条竞合，应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或者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进行定罪量刑。
三. 小结
受贿犯罪严重地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有的同时还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近年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威望及职权上的地位进行受贿的行为日趋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刑法修正 （七）突破性地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人纳入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这也是对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受贿罪形式和手段多样化的一种与时俱进的立法规制，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时代性与前瞻性的特点。
李飞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刑法研究生
